打造国际创科中心，香港有多难一场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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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社会运动，一场疫情，让香港经济陷入长达两年的萎缩。展望未来，等待香港人的是触底反弹？还是刚刚踏上一条漫长下坡路？
香港的经济结构非常独特，服务业占比全球最高，超过93% ，占比最大的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分别占GDP的20%左右。
在贸易物流方面，香港主要在转口贸易中获利，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却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以2018年为例，转口贸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左右的服务费，规模就能达到GDP的20% 。
转口贸易之所以有利可图，在于各国对于香港和内地的区别对待。但在中美持续对峙的大背景下，这块收入可能说没就没。
而另一大支柱金融业，则在低迷经济中依然稳健增长。但金融业吸纳就业能力极差，占经济20%左右，仅创造6%-7%的职位。
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成为后疫情时代香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从业界到专家，都把目光投向创新科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但香港要发展创科的官方口号早已喊了多年，至今似乎仍然未能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还多次错失先机，症结何在？
人才难留
发展创科最重要的是人才。香港最引以为傲的是拥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础研究优势明显、具备国际化制度和环境，似乎是全国当中最具能力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但在急于求成的香港，大多本土大学毕业生并不愿意继续深造，据《2020年世界创新指数》，香港每百万人口的研究员数目为4026.5位左右，在发达经济体组别中表现弱势，与韩国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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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多本土大学毕业生不愿意继续深造。
并且，无论教授还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愿意“坐冷板凳” 。香港教资会数据显示， 2019/20学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课程，亦即坊间所称的“学术型研究生” ，非本地生人数为6864人，占总学生人数82% ，按此推算，本地学术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另外，在香港，理工科课程难度较大，但就业前景却远不及金融、医科、教师等专业人士，在2018/19年，香港的工程及科技系的毕业人数也不少，占比超过两成，但毕业后从事工程师的人数仅占7.3% 。除了薪酬差距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就业岗位，理工科的缺少“学以致用”的机会。
即使香港最后培育出来的很多优秀教师和博士生，相当一部分还都去了欧美、新加坡等地发展。
为什么香港留不住这批人才？
首先，是香港政府对高校研发投入、教育投入过低。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占本地GDP比重只有3.3% ，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平均5.1%的水平。香港的研发开支也只占本地GDP的0.86% ，而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达2.4% ，韩国和以色列均超过4.5% ，瑞典、日本也有3% 。正因为对研发投资不足，即使香港在高阶的基础研究，即上游部分在区内以至国际也赫赫有名，但始终发展空间有限，研发成果商品化的成功例子并不多。
其次，在资源已然短缺的情况下，大学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而追逐排名，导致同质竞争严重、缺乏合作。大学教授以发表论文为目标，难以静下心来做棘手的前沿科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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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缺少好的大学，但是没有研究院。
香港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指出了香港创科目前的痛点：“香港有名牌大学，没有研究院，所以大学产生了科学、理论，但产生不了技术。 ”他提议香港成立专门的“研究院” ，以建立完整的科研生态。
香港现有的研发中心规模较小，合共聘用研究员的数目不超过400人，而且各研发中心背后依托大学的实验室，难以进行跨院校、跨学科研究。
而近年英美等经济体都已经开始建立跨机构的大型研究机构。以美国博德研究所为例，设立目的旨在促进深度的跨学科、跨组织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决当今复杂的生物医学难题，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资助约1.5亿美元来支持其研究工作。
成本高企
香港要打造高科技产业的另一障碍是成本高企，高科技企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