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为什么宋朝对官员贪污定罪最轻，但官僚群体贪赃程度反而较低( 二 )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就监察制度而言，宋朝在地方上设通判一职来监视知州，并且规定知州不得弹劾通判，所以宋朝时有的通判就常对知州讲：“我是郡监，朝廷使我监汝!” 。为了防止二人联合贪腐，宋朝又规定地方机构中的四监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提举常平司）再进行互相监察。
在中央则有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台谏制度，台为御史台，谏为谏院，这两个机构共同承担起监察权并与行政权相对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宋仁宗时有个茶商亏空了国家财产四十万缗，盐铁判官李虞卿极力追查，商人在紧急之下贿赂当时的宰相梁适，使得李虞卿被调离了岗位。此事传出些风声后， “御史马遵、吴中复极论其贪黩怙权” ，于是梁适被罢职。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2、舆论压制
宋代重文轻武，厚待文官，因此被有些人称作文人士大夫的“天堂”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天堂”中，有贪污记录的官员和没有违法的普通官员所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政策专门给违法的官员“打标签” ，让他们“受歧视” 。如按照宋朝的制度和规定，官员们的儿子可以不参加科考而靠自己父辈的官职品级受到恩荫而当官，但贪赃的官员除外。又比如，普通官员退休后还可以享受在职时一半的俸禄作为“退休金” ，不过也是贪赃者除外。
对于大多数文人士大夫而言最在乎的莫过于脸面，尤其是在两宋时期理学的影响下，士大夫群体更加看重个人在社会上的道德表现。但按照宋朝的制度，官僚群体被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其次是通过恩荫做官的，最后是有贪污记录的。三个小群体在官职晋升上区别很大，但区别最大、给贪赃官员带来心理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在官职名称上给他们打的标签。
宋制，有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官名前加“左”字，非科举出身的加“右”字，而贪污犯则什么都不加。在这种情况下， “打标签”给贪污官员带来的影响也许可以和现在的“社会性死亡”相提并论了。因此在宋真宗时曾有这样一段记录。真宗皇帝认为当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过轻，但宰相王旦却告诉真宗“今品官犯赃，千钱以上，皆配隶衙前，终身不齿善良（终身道德上不被认可），为辱极矣。”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3、有选择的提高待遇
高薪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养廉” ，但待遇过低肯定会出一大群贪官。典型的如前文所述的明太祖高压反腐，朱元璋为了反腐而推出的惩罚措施不可为不严酷，但明初官僚在过低俸禄的现实下仍明知故犯，不管怎么惩戒都难以根治。而宋朝在官僚俸禄待遇上则并没有简单地选择“高薪”或是“低薪” ，而是有选择的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了官员待遇。
首先，如前文所述，宋代出现了一职多官的冗官现象，即几名品级相等的官员中，可能只有一名手中掌握正式职权。因此宋朝有职位的官员的俸禄高于没有职位官员的俸禄，这样有选择的提高手中有权容易产生贪腐的官员的待遇，一定程度可以减轻有职位官员贪腐的风险。
其次，宋朝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制定了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央和地方因公务产生的接待、交通费用都严格的按照相关规定记录和报销，否则就要追究有关官员。
最后，除了俸禄之外，宋朝每逢大庆典或祭祀，还要给官员们颁发例赐，即津贴补助。对于一些边远地区的如县主簿、县尉等基层官员，宋廷甚至直接发给粮食津贴以提高其待遇。总的来看，相对优越的生活待遇对于减少腐败是可以发挥出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