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键︱“二代文字因缘”：《中国封建社会》与瞿同祖家族神话传说|正神|封神榜|《封神演义》|上

今年是瞿同祖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1910-2020）。回顾瞿氏一生学术成就，论者多以《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为其开端。虽然瞿氏晚年自陈该书“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但也正是此书最早奠定了瞿同祖先生在国内社会史领域的学术地位（比其年长一轮的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便以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甚至是国际声誉（1942年即出版日译本）。而瞿氏当初之所以能以燕大研究生身份，甫一毕业即在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除其自身所展现的出色学术素养以外，亦有其特殊机缘所在。近日，笔者偶得瞿同祖先生毛笔题赠《中国封建社会》一册，或为市面所见瞿氏最早之墨迹。其中赠辞虽然简短，但却言及是书出版经过，以及瞿氏家族一段少有人注意的往事。遂略作钩沉，以为纪念。是书为瞿同祖先生于《中国封建社会》一书出版当年（1937年）所赠，赠辞内容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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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瞿同祖题赠《中国封建社会》
仲阁世伯大人教正：先君与世伯相交至厚，时在髫龄，未得随时请益。比年以来，备承眷顾，此书之得剞劂，长者之力也。昔先大人之作，虽版税琐事，靡不费神。二代文字因缘，世谊之笃，于焉?见。鄙陋之作，难登大雅，第一以请益，一以志缘耳。
世愚姪瞿同祖谨赠
廿六年夏
赠辞中所言“仲阁世伯”，当为晚清出版家汪康年之弟汪诒年（字仲阁，又作颂阁）；而与其“相交至厚”的“先君”，自然是指瞿同祖之父、瞿鸿禨次子瞿宣治（字希马，1888-1923）。瞿氏父子与汪氏昆仲之“因缘”，实始于瞿鸿禨1885-1888年出任浙江学政期间。是时，汪康年经其四伯父汪守正介绍，为赋闲杭州的前军机大臣王文韶之甥担任塾师，而瞿鸿禨则恰好又是王文韶的学生，遂由此与汪康年相熟。瞿鸿禨对于汪康年甚为欣赏，在其治下，汪康年岁试、科试皆名列第一；1889年，得知汪康年考中浙江已丑恩科乡试第六名后，此时已调回京城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瞿鸿禨更是“喜溢颜色” （“吴庆坻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与汪康年同榜中举的，还有其堂兄汪大燮，以及未来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三人对于曾任浙江学政的瞿鸿禨俱以弟子相称，而自此以后，由汪康年（及其弟汪诒年）、汪大燮与张元济等已丑同年所组成的人际网络，也便与瞿氏家族一步步紧密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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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汪康年像
1900年“庚子之变”后，瞿鸿禨因随两宫西狩而得慈禧赏识，于返京后出任军机大臣，后又任外务部首任尚书。此前主要在地方活动的汪康年此时遂由上海进京，为其师出谋划策，也因此结识了时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就读的瞿宣治、瞿宣颖（兑之）兄弟。远在英国的汪大燮得知此事，以为其堂弟大可借此机会实现其政见，在私信中喜不自禁地说道：“瞿、徐两枢不可谓一时之杰，居然联翩直上，时局尚有可望，不特私淑之虚慕已也。想师相渥承优眷，其胆气必加壮，吾弟在穆公之侧，能极力赞助为盼。” （“汪大燮来书”，一百三十八，《汪康年师友书札·一》）可始料未及的是，恰恰是居于“穆公之侧”的弟子汪康年，竟让“师相”瞿鸿禨彻底告别政治中心。据《凌霄一士随笔》记载，1907年瞿鸿禨、岑春煊二人与奕劻、袁世凯相斗正酣之际，汪康年夫人陈氏从瞿鸿禨夫人处意外得知慈禧有意将奕劻调出军机，遂告之汪康年，而汪氏又将此消息透露给《泰晤士报》采访人员，引得慈禧大怒，令瞿鸿禨开缺回籍，史称“丁未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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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时任驻英公使的汪大燮
不过，在晚清政局中有着枢纽性作用的“丁未政潮”却并未影响到瞿家子弟与汪氏昆仲的“世谊之笃”。1910年，随其父返乡主持“瞿氏私立小学”的瞿宣治致信汪康年，表示“别后三载于兹，时劳梦想，屡读寄家君书籍，承所历佳胜，辄为欣慰”，同时希望后者能为其代购小学所用教科书若干。而身居京城的汪康年，此时更成为投闲乡里的瞿宣治了解国内外政治动态的重要窗口。从现存十一封瞿宣治写给汪康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喜读汪康年主编的《刍言报》，认为“《刍言报》卓识高论，迥迈他种报章之上，少有见地者，靡不喜阅，索者纷纷”；更迫切地从汪康年处了解“都下日闻”，以及“东省交涉”的最新进展。（见“瞿宣治来书”，一至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1911年，汪康年在天津骤然病逝，而瞿、汪两家的交情却未因此终止。次年，瞿宣颖便在汪诒年、张元济二人的安排下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学习。自此以后，瞿氏家族开始了与商务印书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合作。1918年，年仅二十四岁的瞿宣颖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育儿问答》（The Care and Feeding of Children），其背后无疑得到张元济与汪诒年之助力。而瞿同祖前述赠辞中所谓“先大人之作”，则是瞿家子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二部作品——其父瞿宣治所作《新编法文文法》（1921年）。早在译学馆时期，瞿宣治便开始学习法文；自1920年起担任中国驻比利时、荷兰等国使馆随员后，瞿氏更意识到，“列国相交，大而朝聘会同之节，小而饮酒相见之仪，应对酬酢，莫不用法文”，遂尽取所学，编纂此书。而书成之后，为“希马仁兄”专门题写“象寄权舆”四字荐语的也不是别人，正是汪康年的堂兄、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但可惜的是，瞿宣治未及亲见此书，便在1923年自欧返国途中猝逝于法国马赛，此后遂又由汪诒年协助瞿家处理该书“版税琐事”。张元济出版、汪大燮题词、汪诒年善后——瞿氏家族与汪康年人际网络的关系之深，于兹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