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眼里的中国人骄傲到不肯打仗，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

伯特兰·罗素，近现代英国大学者，一生主要成就是哲学，“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但在历史与文学上却也成就惊人，1950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享誉西方的大学者，对中国的评价却非常之高，与爱因斯坦眼里的中国截然相反。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华民族处于低谷，华人备受欺凌，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国内不少学者陷入迷茫，一度抛弃中华文明，甚至连汉字都要抛弃改用拉丁字母，连鲁迅都喊出“汉字不死，中华必亡”，那么彼时的罗素究竟如何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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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在中国的学术界，罗素名声远超如今，与爱因斯坦属于一个级别。
在研究哲学过程中，罗素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文化，中国经典著作《老子》和《庄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20年，刚刚结束访问苏联的罗素，接到北京大学梁启超邀请讲学的电报，原本对中国很感兴趣的罗素，于是决定带着情人多拉·勃拉克一起访华。
这一年八月，罗素乘坐“波多号”法国客轮启程前往中国，10月12日罗素抵达上海，但码头上却无人迎接，这让罗素不知所措焦躁不安。原来，不是中国组织者怠慢罗素，要给罗素一个闭门羹，而是罗素来早了，约定是10月15日到达，但罗素提前了三天，而又没有提前通知。
经过罗素多方打听，中方才得知罗素已经提前到了上海，这才赶紧派来人接，立即为他安排好一切。中国人的热情举动让罗素等待中的不愉快立即烟消云散，甚至罗素都不敢相信，中国人竟会像对待一位外国政要一样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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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访华的消息，立即引起一场震动，随后几天，罗素犹如最当红的明星一般受到疯狂追捧。
当时，罗素被安排在上海西藏路的“一品香”旅馆，刚刚安顿下来的罗素，就有很多中国文人拜访，以至让罗素应接不暇。其中，一些无法拜访罗素的文人就写信，一个叫袁琼生的文人致信罗素：“我们非常高兴，您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华抵达本埠，来救治中国学生的历史性的思想病。”袁琼生信中谦卑的自称“一个他毫无所知的中国人”。
如此热情，如此谦卑，如此赞誉，让罗素都难以置信，但让罗素更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
第二天晚上，中方为罗素举办接风宴，晚宴主办方竟然有六个，换言之当时很多组织争相要为罗素举办接风宴，各不相让，都为能请到罗素为荣，后来不得不联合举办。为了方便交流，中方特意让“中国的爱因斯坦”、28岁的清华大学教授赵元任从北京赶到上海，专门为罗素做翻译。
【罗素眼里的中国人骄傲到不肯打仗，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筵席之上，让罗素惊讶的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竟然有很多文人熟练的使用英式英语与他交流，用英式社交礼仪与他交往，这让罗素记忆深刻，以至多年之后，罗素还在书中称赞：“此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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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当晚，罗素发表了第一次演讲，但却遭到鲁迅之弟周作人（见上图）的炮轰。如今看来，罗素对的，周作人错了。
周作人《罗素与国粹》中批判：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但我却不能赞成……（罗素）不明白中国的内情。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中国文人救亡图存，认为只有全盘欧化才行，而罗素却劝说中国重视国粹，两者只是出发点不同。
与爱因斯坦访华走马观花不同的是，随后几天，罗素在演讲与接受采访之余，更重要的是观察中国，想看看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而不愿只看租界里的情况，当时上海报纸报道：“罗素先生之意，甚欲得知中国社会之实况，故欣然游上海，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