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臧克家的师生情( 二 ) 道理|正是|智慧|古人

……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作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在闻一多的大力提携下，《烙印》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茅盾、老舍、王统照、朱自清等纷纷为《烙印》著文评价。茅盾在《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中说道:“《烙印》的22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老舍在《臧克家的〈烙印〉》一文中鲜明地表示:“《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他的世界是硬的,人也全是硬的。克家是对现在的世界和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王统照则说:“‘臧克家的出现’真像在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朱自清则指出：“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歌出现后,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歌。”随着《烙印》的出版，臧克家开始在诗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位。
1937年夏，臧克家因事到北平，他特意前往清华园拜访老师闻一多。当闻一多见到臧克家，惊喜地站了起来。聊天时，闻一多谈到最近自己因忙于《诗经》、《楚辞》、史前史、中国神话的研究，已很少写诗，早已是“门外汉”，但他却一直关注着臧克家的诗歌创作。他们那次见面谈了很久，当臧克家起身离开时，闻一多执意要出门相送。此次见面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9日，臧克家与闻一多意外地在北平火车站再次相遇。当臧克家看到老师只带了一点随身物品，惊讶地问道：“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感慨地说：“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臧克家听后很是难过。他们乘坐的火车在天津要重新换车，旅客蜂拥地从车下向上挤，就像沉在水里争着要找一个把手似的。克家因为年轻，从窗子里爬了进去。闻先生则凭“红帽子”帮忙，全家安然登上了车。上车后，闻一多一下子给了那个搬运夫五元一张的钞票，这让臧克家很感动。因为战争突发，闻先生随身携带的钱物其实也不多，前途如何？谁也不知道。在德州，臧克家辞别老师，下了这趟列车。此后，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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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一别后，臧克家积极投身抗日，他冒死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并参加了随枣战役。而闻一多先生则随校迁往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虽天各一方，臧克家却常关注闻先生的消息，他在画报上见过先生的照片，从报纸上看过他带领学生徒步跋涉几千里的消息，读过他导演戏剧的报道。因为战争，他们有五年没有联系。到1943年，他们才再次互通书信。那时，臧克家在重庆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有一天，臧克家在报刊上看到老师闻一多发表的新作，读后很是感动，便立即致信老师。不久，臧克家终于等到闻先生的第一次回信。信的一开头，闻一多写道：“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其后，他便开始“埋怨”臧克家人云亦云地说他“只长于技巧”，其实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他痛……随后，他说自己这些年在搞历史，现在总算搞通了。“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此后，他们便开始偶有联系。有一次，臧克家去信关切地询问闻一多除了研究工作还经常做些什么？老师是否能将自己介绍到西南联大教书？闻一多很快回信，说：“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士是有的，但不在此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重于你。”那时的闻一多已走出书斋，大声地为中国民主呐喊。因此，他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久，当重庆报纸登出国民政府教育部解聘闻先生的消息时，臧克家立刻在重庆写了抗议文章，并创作了《擂鼓的诗人》寄给老师，以示声援。该诗深深打动了闻一多，他在回信中说道：““你在诗文里夸奖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很快，臧克家又收到一封从西南联大寄来的信，明明是老师的手笔，但皮面上却写着“高”寄。臧克家拆开一看，是几张呼吁团结的传单，上面有改正的错字，及添加的小字。闻一多在第一张的边上写着:“这就是我多年来的工作。请把它们分散给朋友们看看。”读完传单，臧克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他在闻先生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勇气与力量。但他也为老师的安全，隐隐感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