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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中国驻英国大使兼驻法国大使郭嵩焘被朝廷撤职,因为他将访英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还在里面说:“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表现出他对大清的体制颇有诚见,他认为大清单学西方技术以求自强,恐只是皮毛之学,只有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经济自主化才是正道。“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他在《养知书屋文集》中进一步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方之法度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说尧舜若能活过来,第一件事也是推行西方的法度,一天都不能耽搁,很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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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观点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同僚刘锡鸿揭发他: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批;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致为小国呈致敬;在伦敦与职员握手,违反了中国传统的“尊卑有别”规则,有辱国体。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让自己的家眷去学英文,违反了“闺训妇道”。王闿运骂他“殆以中洋毒,无可采者”。郭嵩焘还用英国电话、听留声机、对着麦克风知乎者也,大清的官宣于是给他制造了一顶“崇洋媚外”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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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被召回国,又被朝廷排斥,故称病回籍,到长沙时,满街都是辱骂他的大字报,各级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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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的教训让后来的中国外交官学乖了,在给大清皇帝的奏折里,不是张嘴就说在驻扎国了解到什么好东西或好制度,而是提前打探大清的英明圣主和实权管事的人喜欢听什么,想听什么,这样他们好选择立场,不至于重蹈郭嵩焘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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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7月1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开眼界看世界的真正先驱,郭嵩焘在故乡湖南去世,严复撰写挽联,以示哀悼,“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为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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