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一个倡导“法治”的人,却将“人治”推向了专制高峰(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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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上述《商君列传》里,对商鞅的评价很明显是贬大于褒的,“刻薄寡恩,逆旅不宾”这八个字算是盖棺定论了。太史公可能是出于个人的惨痛经历,对于商鞅这样的法家人物是反感的,这与他对待吴起、晁错一样,是同一种性质的偏颇,但对其帮助秦国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点还是肯定的。他还杜撰了一个名士赵良对其进行规劝,我不由得想起西汉初年的蒯通劝说韩信自立为王,三分天下的故事,而韩信未纳其言最终被吕后所杀。相较之下,同处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就聪明得多,在辅佐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便急流勇退,隐居于西子湖畔,躲过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情结局。古人曰:斯人无罪,怀璧其罪。当然,史上第一个“法治改革家”商鞅与韩信、范蠡自不可同日而语,但究其历史性的本质而言,也无甚大的差别。战国初期,列国争雄,“诸子百家”蓬勃兴盛起来,各方游学士子在列国之间纵横捭阖。地处西隅的秦国在穆公称霸之后衰落,又经过四代乱政国势日减,到了秦献公时期,以“以战养战”的策略,一直与相邻的三晋(即韩、赵、魏)在河西之地连年拉锯,征伐不止,几乎面临灭国的边缘。孝公继位以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商鞅入秦开始变法图强。近二十年的变法与新政使得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建立起了一支战无不胜的新军,到了秦昭襄王时代,所向披靡。终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
历史上第一个倡导“法治”的人,却将“人治”推向了专制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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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简单聊聊秦国崛起的历史。公元前770年,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周幽王被西戎所攻杀,秦襄公因率兵救周,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又被赐封岐山以西之地。自此,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秦穆公时期,秦国先后灭掉西方戎狄所建立的12个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并稳定大后方以后,奠定了其作为春秋大国的基础。战国初期,魏国连年进攻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秦国被迫退守洛水以西。献公次子秦孝公即位以后,任用商鞅进行变法,秦国因此与日俱强,逐渐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立,是为秦惠文王。为了平衡朝局与顾及宗室、世族利益,秦惠王杀了商鞅,但不废其法。前316年,秦并巴、蜀。同时期,三晋当中的赵肃侯已经取代魏国成为了三晋的领军人。赵肃侯、赵武灵王父子一生征战,使赵国雄踞北方。齐国与秦国不接壤,得以独立发展,在对抗强魏的过程中与秦国是相对牢靠的战略合作伙伴。“田氏代齐”后,经齐威王、齐宣王及齐愍王前期三代君主80年的开发,齐国富甲一方,与秦成东、西并立之势。前307年,秦昭王嬴稷继位。昭王幼,芈八子为太后,王舅穰侯辅政。前278年,秦将白起出武关伐楚,次年攻入楚国腹地,陷郢都,楚卒溃败不能战,楚顷襄王辟迁于陈。楚国自此衰落。同时期,燕将乐毅率韩、赵、魏、秦、燕五国之兵而攻齐,陷齐70余城,后田单虽复国,然田齐衰败大势已定。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于前230年至前221年十年间灭掉关东六国,建立秦朝。拜商鞅所赐,秦始皇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之建立,决定了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故称“百代都行秦政法”。对于商鞅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我个人对其本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但对其变法并不以为然,而对其最终被逼谋反,被秦惠文王车裂的结局只能深感惋惜。“法治”这个词,在中国煌煌两千余年古代专制社会之中,可谓一个天大的笑话。而提出和践行它的第一人便是商鞅。然而,最终奠定起来的并不是一个法治的秦国,而是第一个皇权专制的秦王朝。换言之,历史上第一个倡导“法治”的人,却将“人治”推向了专制高峰。不得不说,这很讽刺。但是,只要对历史稍有研习与思考的人,就不会觉得诧异。为何?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转变。而中国人的文化属性,也不会因为一两次改革,哪怕是制度性的变革而改变。理论上说,自从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中国人的宗法思想与体制,再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的生存结构、社会结构接近成型,宗法制度与人情社会的文化(属性),千古不易。商鞅虽然是第一个提出“依法治国”的人,但其身处战国时代的局限性和“变法”本身的硬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决定了其“法治”的变形和走样,决定了其宿命的结局,孕育了秦王朝的诞生,并深重影响了2000余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