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商人的地位是在明朝时期逐渐提升起来的？抹额|蓝氏|法宝|祖师

古代社会，“士、农、工、商”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四大阶层，称之为“四民”，而“重农抑商”一直是各朝代统治阶级的主要政策，社会文化也一直存在着轻商、贱商的传统。甚至在宋朝以前，商人子弟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旗帜鲜明地体现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四民当中是最受到歧视的一个阶层。不过，从明朝开始，商人的地位便开始慢慢地有所提升，从而不再受到歧视。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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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织女》剧照一、明朝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明朝时期商业经济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专业化城镇的出现和商帮的崛起。明代，随着“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的成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大增，尤其是江南地区。自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的技艺从福建传至她的家乡江南一带，棉纺织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江浙地区迅速成为了棉花和棉布收购贩卖的专业化城镇，同时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布号商人。至今我们在许多史册上还能看到许多著名的江浙布商。比如，《木棉谱》的作者“褚华”在书中自述，他们褚家六代，当时在江南各地开设了许多布号收购棉布，曾经“富甲一邑”。不过，明代时期最出名的商帮不是江浙的布商，而是晋商和徽商。1570年（隆庆四年），与明朝长期处于对峙的蒙古政权内部起了内讧，蒙古“俺答汗”的孙子那汉吉率领手下投奔了明朝政府，这样一来，边关的军事情形就轻松了很多。但是，当时朝廷上许多官员提出杀死那汉吉，然后趁机攻打蒙古，从而征服蒙古。时任宣大总督（同时也是晋商集团的实际领袖）的“王崇古”向朝廷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等八件事情，建议开放边关贸易。诏令在朝廷上进行了议论，称“朝贡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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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剧照王崇古的建议受到了他的外甥，时任内阁大臣的张四维，和当朝的首辅大人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贡八议”获得了准许。明政府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宣布开放北方的边市，从长沿线的张家口到山西的大同一带，一共设了13个贸易市场。不久又陆续开放了辽东地区与女真人的“东马市”，还有在西域地区与西番人的“西茶市”。从此，历时三百多年的汉蒙之争彻底平息，而且，这种和平状态一直维持到了清朝末年。清末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评价王崇古的这次和议政策“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开放边关贸易的政策，是明朝国际政策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对山西商人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机会。从此，晋商相继逐渐进入了粮食业、茶业、棉布业、畜牧贩卖业等行业，一举成为了明朝时期最重要、经济最活跃的边关贸易经营者。明代的著名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也就是说，最富裕的，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则是晋商。明代中期，到了嘉靖以后，明太宗朱元璋建国时所规定的：“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早已经被时人抛到了脑后，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这些富商追求财富的热情一时间远远高于了任何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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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家族》剧照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赚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明代的戏曲理论家何良俊在他的《四友斋丛说》中也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也就是说，进入明代中期，因商业经济的利润三倍于农事，所以从商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放弃农业生产从事商业的人也比以前多了三倍之多，天下的百姓之中，十分之六七都开始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就说明了，当时，全民上下都受到了从商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光是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就是人们对于财富的理解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儒家思想对商人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二、丘濬对国有专营制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