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女性情谊的历史也是一部女性解放史？( 二 ) 江波|管庆江|诗词|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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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夫人而在1800年前后，一种浪漫化的女性友谊开始成为风潮。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女性开始用情侣般的语言互相写信。她们互相称对方为“亲爱的”“甜蜜的”“珍贵的”“永远相爱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青春期的女孩们拥抱亲吻，毫不掩饰她们对同学的爱恋。女人们相信男女之间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像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那么“真实”。当未婚夫和丈夫抢走了她们的亲密朋友时，她们会痛苦地抱怨。浪漫主义达到顶峰的19世纪，强烈的、充满爱意的友谊在英美学校开始流行，众所周知，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和埃伦·纳西在寄宿学校时就建立了浪漫的友谊。后来，二十一岁时，夏洛蒂在就读过的那所学校当助教，她在给埃伦的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们为什么会被分开？当然啦，埃伦，一定是因为我们彼此爱得太深。我们陷入对人的崇拜却忽略了上帝的危险中。”作为一位圣公会牧师的女儿，夏洛蒂担心过于依恋一个人，会有损她对上帝的虔诚。夏洛蒂与埃伦一生的情感依恋主要通过书信来维系，直到夏洛蒂因怀孕并发症早逝。美国历史学家南希·科特在她的经典著作《女性的纽带》(The Bonds of Womanhood)中呼吁人们注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她写道:“ 新英格兰女性的日记和信件表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她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理想化的女性友谊概念。”南希将这范式的转变与越来越多的女性认同“心”(“心”象征爱、同情、怜悯和同理心)联系在一起。人们期望女性向缺乏情感的男性敞开心扉、相互理解，因为男性更强壮、更理性，恰好可以补充女性的极端感性。这一设想的附带结果是，女性之间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尊重。这些变化的根源可以在大西洋彼岸找到，在那里，对友情和对爱情的崇拜一样流行。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约1761——1850 年）鼓励人们深切地感受情感，并在泪水、叹息中深刻地体会、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情感，从卢梭的《新埃洛伊丝》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情感被提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可以与启蒙运动时期对理性的强调相媲美。一个女人或男人如果不够感性，没有一种向往爱情的“自然”倾向，就会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温柔的气氛中，浪漫的友谊才得以生根发芽。追随卢梭脚步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也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求友谊的典范。他们想效仿希腊友谊中所有令他们钦佩的典范，但忽略了关于同性恋的论述。例如，翻译柏拉图《会饮篇》的18世纪诗人雪莱就提出了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景。先不说雪莱的用词，这个愿景并未将女性排除在外。即便如此，他也可能对19世纪女性之间的浪漫的友谊所具有的突出地位感到惊讶。就像爱情一样，两个女孩或两个女人之间浪漫的友谊往往充满激情、排他性和强迫性。青春期的依恋经常发生在女校，甚至在其中一个或两个女人都结婚后，这种依恋可能会发展成终生友谊。社会不仅接受了两个女人在情感上的亲密关系，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女性理想来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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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爱洛伊丝》，[法]让-雅克·卢梭著，陈筱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这种强烈的女性情谊往往会让人们将其与“女同性恋”一词联系起来。“女同性恋”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才流行起来。作为描述两个女人之间性行为的术语，女同性恋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社会学的词汇。同性恋这个词同时用于男性和女性（最早见于1869年德语术语Homosexualitat）。在那之前，通常认为女性的浪漫友谊不包含性行为，一个女人可以向另一个女人表达极强烈的感情，甚至是深深的爱，而不会招致不恰当的怀疑。美国性学历史学家约翰·德·埃米利奥和埃斯特尔·弗里德曼告诫我们，不要把复杂的浪漫友谊同质化，也不要把它们变成原始的女同性恋关系。这些生活在伴侣关系中的 19世纪美国女性，似乎对性鲜有兴趣，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根据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的说法，我们应该把浪漫的友谊看作跨越一个连续统，从这一端“坚定的异性恋”到“毫不妥协的同性恋”那一端。2姐妹情谊与女权主义：跨越阶级和种族的友谊？?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一个妇女地位委员会，由埃莉诺·罗斯福担任主席。1963年（埃莉诺死后一年），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列出了在治理、教育和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做法，并提出了纠正这些做法的建议。随后，各个州长组织了妇女问题委员会。就像新女性和早期女权主义者一样，女性再一次互相交谈，并与男性谈论阻碍她们充分参与美国社会的那些障碍。同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畅销书《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stique)，讲述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所经历的冲突。弗里丹的个人风格赢得了郊区白人的喜爱，她们发现，除了最新的西屋烤箱，生活中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弗里丹后来也成为全国妇女组织的创始成员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1968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包围了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现场进行抗议。整个抗议活动是针对选美比赛的，因为它体现了强加于所有女性身上的人为的美丽标准。示威者将假睫毛、高跟鞋和紧身衣扔进垃圾桶，但与媒体报道相反，她们没有焚烧胸罩。尽管如此，“胸罩焚烧者”(bra burners)?这个词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通过大量负面新闻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组织者和示威者之一卡罗尔·哈尼什描述了这个想法是如何在一次“意识提升”会议上产生的:“我们决定在屋里转转，每位女士都谈一下自己对选美比赛的感受。最初的策划小组一致认为，这次示威的主旨是，所有女性都会受到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伤害，包括我们自己。”这个抗议活动致力于一个这样的主张：个人的即政治的，就是说一个人的个人问题与我们周围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不，朱莉娅，不是因为你软弱你丈夫才摆布你。他摆布你是因为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男人优于女人，男人应该主导一切。不，帕特丽夏，你不是一个一心想做家具的怪人。工作不应该根据生理性别来分配，而应该根据个人的才能和爱好才能选择。不，玛格丽特，不想生孩子并不意味着你很古怪。我们不必接受那种过时的观念，即只有母亲才是“真正的女人”——觉悟的群体促成了一种新型友谊的产生，被人们称为姐妹情谊(sisterhood)。卡罗尔·哈尼什使用了姐妹情谊这个词时也担心，针对美国小姐选美活动的抗议可能“损害了姐妹情谊的事业”，因为它让美女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和我们一起受苦的姐妹”。她希望未来的行动可以影响尽可能多的女性，并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姐妹情谊需要把所有女性涵盖在内。1970年，由诗人罗宾·摩根编辑的女性主义文选《强大姐妹情》( Sisterhood is Powerful)?问世。尽管受到评论家们的抨击，这本书还是很快成为畅销书。评论家们对该书作者尖锐、刻薄和不满的语气大加挞伐。它也激发了许多女性参与妇女运动，改变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