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与天马行空:汉唐知识分子有何性格差异?文化土壤成关键

汉唐两朝作为我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朝代,生存在当时的汉唐知识分子为社会繁荣和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通过研究汉唐两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两个朝代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可谓是截然不同,借由本文我们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汉唐知识分子形成个性差异的原因有着很多珍贵的收获。一、汉朝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通读《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可知,汉朝知识分子的个性差异不大,他们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个性特征———孝顺、廉洁、正直、尊师好学。(一)孝顺廉洁孝顺、廉洁是汉朝知识分子的主要个性特征。关于汉朝知识分子“孝顺”的文献记载不多,仅《后汉书·儒林列传》有如下记载:“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伏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仕为郎。”文献中关于“举孝廉”的记载很多,孝廉是孝顺亲长、办事廉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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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道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顺、廉洁是官员选拔的衡量标准之一,知识分子凭孝廉举至中央后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职位。因此,汉朝知识分子能被举孝廉,说明他们有孝顺、廉洁的个性特征。如“孟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椽”,“周防,经明,举孝廉,拜郎中”,“包咸,举孝廉,除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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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官员关于汉朝知识分子廉洁个性特征的具体表现,《汉书·儒林传》和《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有诸多记载。如“欧阳生戒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母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欧阳生告诫自己的儿子在他去世后不要接受官署的财物,他认为作为九卿儒者的子孙,以廉洁著称,可以自己取得成就。“孙堪,公正廉洁,俸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后北地太守廖信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显宗以信藏物班诸廉吏,唯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特蒙赐焉”。孙堪公正廉洁,俸禄不给家用,都供应了宾客。北地太守廖信犯贪污罪被捕入狱,没收他的财产,显宗把廖信的赃物赐给廉洁的官吏,只有周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三人特蒙赏赐。“严彭祖,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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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廉洁是一种个性品质,也是一种美德,固然值得人们推崇,然而到了东汉时期,孝、廉却成为诸多知识分子伪装自己的工具,成为其谋求功名的手段。他们注重孝、廉的外在形式,却没有将这些观念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上,出现虚伪问题。(二)正直汉朝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勇于直谏,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凭着良心及对正义、美好的追求,捍卫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尊严。汉朝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不仕莽世”的事迹中得到充分体现。儒家知识分子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西汉末期的知识分子多不为王莽效力,可以看出他们对正义的追求,对不正之风的摈弃与远离。“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乘矣,请从此辞。’”,崔篆出任王莽任建新大尹时,曾经劝孔子建出仕。子建以喜好不同为由,予以拒绝。“高诩,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走,不仕莽世”。王莽篡位,高诩父子二人假称眼睛瞎了而逃走,不做王莽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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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汉朝知识分子不仅具有正义感,而且勇于直谏,不屈于权贵。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窦太后崇尚道家学说,而辕固不畏权贵,勇敢地说出见解,否定《老子》,难能可贵。戴凭勇于直谏,光武帝颇为欣赏他,虽然有时他的言论激怒了圣上,但他依然不屈不挠,并认为“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惭圣朝”。(三)尊师好学汉朝知识分子多从事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以《五经》为主要研习对象。《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反复出现“门徒数百人”,“教授数千人”,“著录千余人”,“门徒亦盛”等词汇,足见汉朝知识分子对经学的热爱及汉朝经学研究之发达。汉朝的经学研究门派甚多,由于汉朝知识分子注重师法和家法,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学术思想和门第要求。学有所成的大儒者们广收学子,乐于施教,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各门各派的学说多发展和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