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讨论俸禄与廉政问题时，不可忽略这个关键因素

俸禄作为古时官吏的薪给，是官吏供给所需、发挥治国理政职能的物质基础。
俸禄制度关乎财政、税赋、廉政等各个方面，历史上有着以明朝为代表的采纳薄俸的朝代，也出现了宋朝那样的主张厚俸的朝代。
历史上诸朝多以薄俸为长策
明朝官员俸禄以微薄著称，出现了一批清官廉吏。据史书记载，洪武年间通政使曾秉正去职时，竟然“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 。吏部尚书刘崧， “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亩。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 。永乐时，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秦纮任官四十载， “其妻菜羹麦饭常不饱……及卒，家无余资。未几，子孙有贫乏不能存者。”上述例子也说明了俸禄过低则官员基本所需不保，有悖于官之为官的显赫与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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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皇帝几十年辍政不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主要得益于强大的官僚集团。历代皇帝都深感于官吏的重要价值，在薄俸政策背景下，对于官吏法定俸禄外的非法收入，如常例、家伙、耗羡等往往采取默认态度，并通过养廉银、养廉地、恩俸、赏赐等合乎法令的方式补充薄俸的不足。
这样，官员的收入构成就由法定俸禄、默认的习惯收入、法定补充三部分组成。官吏的收入不仅仅限于法定的俸禄，出现了法外支俸的现象，使得法定的俸禄制度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针对薄俸采取的补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薄俸带来的问题，但并没有改变俸禄不足的局面。官场出现“大官贪污以求富，小官贪污以救贫”的现象。俸薄的官吏希求通过各种手段满足物质上的欲望，在默认的权利外寻求更大的刺激与满足。
明初统治者力图以重典治吏，严刑惩贪，然人人不畏其法，仍继踵而为非，其原因就在于法定俸禄遭受制度性的破坏，纲纪废弛。官员供给在法定范围得不到满足，贪欲无限制。
可见，薄俸虽有利于减轻财政压力，轻徭薄赋，但官吏的基本所需得不到满足，不利于其发挥治国理政的才干。相比于官吏的收入构成，薄俸也足以致贪。
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总结薄俸的历史经验，主张厚俸论者颇多
厚俸以养廉，从总体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法定的厚禄中，官员的基本需求在法定范围内得到了满足，无疑可以抑制其追求法定范围以外的贪掠，从总体看有助于官吏廉洁自律。
比如，汉代两位大臣张敞和萧望之根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提出“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其势不能。请以什率增天下吏俸” 。汉宣帝采纳此建议，诏令增俸，改善了汉初的薄俸状态。其结果提高了官吏的积极性，增强了官吏的廉政意识。清正廉洁之官大量涌现，史称“汉世良吏，于斯为盛” 。但是厚俸以养廉不能绝对化。
宋朝是为数不多践行厚俸政策的王朝。王安石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强调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犯法，从而达到省刑之效。厚俸给予官吏在合法的范围内利益的某种满足，使其安于职守，不作法律外的诉求。
然而人欲往往是不断增长的，正所谓欲壑难填，官吏尽管取得了法律内的优厚待遇，却也仍然会追求法律外的更多利益上的满足。厚禄在满足官员基本需求的同时并不能满足官员的贪欲。
就连赞成厚俸的赵翼也认为俸禄过厚其弊端不可忽视。他说， “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冗官冗费致使支出庞大，加大了财政压力，加重了税赋负担，百姓不堪其苦。
可见，厚俸虽有利于官吏积极发挥职能、自重自律，但也会造成庞大的财政支出，加重百姓负担。较之官吏的贪欲，厚禄并不足以养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