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江氏大族主要有两大支派:一为东部的“五佛”派,一为西部的江百四郎派,明朝时亦然。大明万历朝翰林庶吉士、漳州海澄县乡贤江灏(属“五佛”派),字质卿,号禹门,万历年间(公元1573 -1620年),曾为诏安江氏(属江百四郎派)族谱作序,写下著名宦谱《淮济开基》,对后世东南沿海江氏的源流论述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淮济开基》中,江禹门粗略地将江氏入闽分为始、中、终三个阶段。西晋“五胡乱华”之际,江统后裔“致仕避地入闽”,此淮济入闽之始也,后裔主要居住在闽北,称为“江统遗派”;唐朝后期,江氏“避乱迁移”入闽,后又自“济阳堂”迁入汀州宁化石壁,此江氏入闽之中也,如江百四郎(金丰祖派始祖)一脉,后裔主要居住在闽西南(汀漳),可称为济阳堂遗派;南宋末年,江西南康江万里弟、子、侄,“扶帝昺入闽避居洪水桥汤坂里”,此江氏入闽之终也,后裔主要居住在闽南与粤东(河源、惠州),这正是“三古六斋”派。由于江百四郎派有自己独立的源流传承,对于江禹门的宦谱《淮济开基》,漳州江百四郎衍派向来只是将其收录,而“不敢凭信”。大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江百四郎派启昌公支派下四房九世孙汝溢、字心鉴、庠名鸿渐,修谱时录入了江禹门的宦谱《淮济开基》,然于《淮济开基》之末,写下『附辩』曰:“愚按宦谱所记,世代出身歴履,章章可据,足为实录。但云万里登咸淳进士及第,及为端宗宰相,与当时事迹不同,不敢慿信。不知理宗景定辛酉年(公元1261年),已为大臣入樞密院。焉有度宗咸淳六七年(公元1270-1271年),又再登第乎?况咸淳初状元及第係陈文龙乎。恭宗元年二月死难,岂有后身到端宗而作相乎?今依通鉴年月正之。”明朝末年,江禹门没有(或不敢)将闽西江氏(尤其是江百四郎派)纳入“三古六斋”体系。然而到了清朝初期,不知是别有用心,还是不知者无谓,江禹门的海澄后辈们,仍然将江百四郎派纳入到“三古六斋”体系中,并且与“五佛”派一样,分在“万载系”(江晔 — 万载 — 钥 — 尧义 — 肇宗、远宗)。与此同时,闽西江氏的另一大族八郎系,也被纳入其中(江晔 — 万里 — 铸 — 肇祖 — 中柱八郎)。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闽西南江氏(含江百四郎派)纳入“三古六斋”体系中。对于江禹门海澄后辈们的这次“创举”,漳州江百四郎派(尤其是平和与诏安江氏),大多深不以为然,没有随之起舞。然而,远在汀州上杭与永定的江氏,就远没有漳州西南江氏“淡定”,他们对闽西江氏来自闽南的迁徙路线非常抵触,这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阐述自家源流的重要性。后来他们通过“考证”,得出上杭江氏始祖八郎公是江万顷后裔,而不是江万里曾孙,也不是从闽南来,而是从江西陆路来。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一时期,汀州前辈们与江禹门海澄后辈们一样“粗心”,虽然考虑了祖先的迁徙路线,却忽略了祖先生活的年代,导致比江万里生活年代早的“八郎公”,在“成为”江万里曾孙之后,又成为江万顷的子孙(后来又继续修正为江万顷之父),这是后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永定的江百四郎衍派,对接入万载系,不仅深不以为然,对那样的祖宗迁徙路线(厦门汤坂里——平和大溪——永定),还感到某种程度的羞辱。明明是平和大溪江氏来自永定金丰,变成永定江氏来自平和大溪。因此,永定的江百四郎衍派对江禹门海澄后辈们的“创举”,不仅不服,还无法谅解。这也导致(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后来永定的江百四郎衍派主动放弃江百四郎祖源、对接上杭江氏、主动融入八郎系。这一时期,不论是上杭江氏,还是永定江氏,对接入“三古六斋”体系,都处于初始阶段,“三古六斋”也还没有深入民心,也没有对其做深入细致地研究。此时,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杭、永两邑的内部整合。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闽西与粤东北江氏合建的上杭祖祠落成,杭、永两地不同祖源(八郎系与江百四郎衍派)问题,立刻浮现,祖宗牌位合理解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汀州江氏著名的“杭永合源”事件。清朝前期,发生于福建汀州江氏的“杭永合源”事件,指的是上杭江氏(即八郎系)与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两个宗支合并祖源事件。具体地是将两个宗支第四世合并在一起。上杭八郎系第四世兄弟四人(即十八郎公的四个儿子),而永定江百四郎衍派第四世兄弟七人(即江百七郎公的七个儿子),将两支江氏合并成第四世兄弟九人。但在具体合并方式上,杭、永两地存在博弈。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尝试将上杭江氏(即八郎系)纳入江百四郎体系,于是在江百七郎公七个儿子(百八郎、百九郎、百十郎、百十一郎、百十二郎、百十三郎、百十四郎)的基础上增加两个(百十五郎、百十六郎),并将其作为上杭三坪的第四世祖先。但是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的努力尝试并未成功。因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来自上杭,上杭江氏(即八郎系)不接受永定江氏的早期世系(即江百四郎派系),也不认可永定江氏第四世的九子方案,而认为应该以上杭八郎体系为准,上杭江氏(即八郎系)以“祖地”优势占据上风。此后,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渐渐地以“上杭方式”融入到八郎体系中。在“杭永合流”后的新体系中,第四世兄弟九人,是在上杭八郎系第四世兄弟四人(四六郎、五三郎、百三郎、五十郎)的基础上,吸纳永定江百四郎衍派第四世兄弟七人中的五人,即将后裔不参与上杭建祠的百十二郎以及后裔不详的百十四郎舍弃。形成“上杭方式”的九子方案(四六郎、五三郎、百三郎、五十郎、百八郎、百九郎、百十郎、百十一郎、百十三郎)。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元1717年),永定与粤东北江氏再建永定祖堂;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广东、平和与永定高头江氏共建大埔祖祠(即潮州江氏大宗祠)。新的上杭江氏祖系,得到不断强化,流传至今。在“杭永合源”以后,杭永两地江氏成功解决祖源分歧的问题,除诏安井边衍派(百十二郎支)外,江百四郎衍派被整体纳入八郎系。八郎公始以江万里曾孙身份被接入“三古六斋”体系,江百四郎衍派也随之从万载系,切换到万里系。随着杭永江氏对八郎公身份的重新考证,八郎公从万里曾孙,修正为江万顷裔孙,江百四郎衍派又随之从万里系,切换到万顷系。后来,随着考证的深入,发现八郎公的生活年代比江万顷早,于是八郎公被重新考证为江万顷之父,江百四郎衍派依然是万顷系,只是辈分提高了三四辈。此后,这个世系被固定下来,没有再做修正,而被旅台江百四郎祖派后裔广泛采用。上世纪末,平和江氏新编《鸿江族谱》,也追随采用“三古六斋”世系。这就是为什么『江氏宗祠』『梦笔堂』金丰七子房系不同时期,有的接江万载,有的接江万里,还有的接江万顷。即使同样接江万顷,也出现不同的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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