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国民一家四个兄弟姐妹,他最小。爸爸是老底子三轮车服务公司工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城站、湖滨一带拉客载客,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妈妈是浙江塑料机械厂工人。从前日子苦,家里衣服都是缝缝补补穿的,石国民妈妈就缝得一手好衣服。
1964 年,老爸正值 46 岁的壮年突然因食道癌没了。那年,石国民刚长到 8 岁。
"我爸爸最宠我的,他很喜欢吃酒,每次三轮车骑回来,进门就呼我‘小狗儿,来吃酒!’"石国民说,"那时候家里热水瓶、茶壶里全部灌的是爸爸的酒。"
爸爸过世是在清明时节,那天,妈妈让他去厂里帮忙请假。石国民愣愣地一路跑到妈妈厂里,找到大人,"我爸爸死了,我妈妈说今天好不好请假?"他一路没哭,讲出这句话,眼泪就钻出来了。回到家,屋子里点着蜡烛,大人都在哭。石国民趴在家门口爸爸的三轮车上玩,人家走过来嘀咕一句"这家爸爸好像没了",他心里突然升起一股难过与恐惧。
过两年,碰上历史特殊时期,家里哥哥姐姐都不读书了,宁可上山下乡插队去,帮妈妈多分担一些家里事。
石国民 18 岁时,妈妈退休,他顶了职,正赶上厂里去九堡插队两年。闲下来时,他自己买了本《上海时装》的书自学裁缝。
插队回来,石国民继续一边上班一边倒腾缝纫机,到后来,已经能悄悄接点订做裤子的活,挂到服装店里去卖,赚点手工钱。
哪想到,到 22 岁,妈妈又去了。
"妈妈不知道自己会去(死)的。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等到哥哥姐姐跟我说,才晓得是肝癌。他们都瞒牢我。那天我下班回来,我看妈妈已经不对了。我在床边哭,妈妈轻轻讲,‘不用哭的,没事的,我没事的,会好的。’到夜里,她就睡着一样,走了。我姐夫叫好车,妈刚刚断气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把她抬回家里去,我们子女一路掉眼泪。"石国民说起这段,擦了擦眼角。
石国民讨的老婆是从小一个墙门里的隔壁邻居,孩童时就一起玩,青梅竹马。等到 26 岁,两个人结了婚,老婆在食品厂上班,晚上回来了帮石国民一起踏缝纫机做衣服,小日子慢慢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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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辈的爸爸妈妈,真的苦过来的。忙到死,都是为我们一家。所以让我去用钞票,我真的舍不得。虽然现在还有几个钱赚赚,但是几千块的衣服,我还是给老婆买买,给外孙女买买,我自己真的舍不得。"石国民说。
90 年代杭州人时兴买旧西装
很多服装老板因此发家
石国民在塑料机械厂做的是汽车班装卸工,后来又到后勤组,这种非技术工同技术工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到 1995 年,38 岁,他从塑料厂里出来决定自己干,在东坡路开起了自己的裁缝店,还收了几个徒弟。
石国民记得,早先在东坡路最早开裁缝店提供改衣服服务的是个男裁缝。有顾客提出改的需求,一来二去,裁缝师傅感觉到这个钱好赚。"你想,做个裤子几十块,花的时间又长。他改一个裤长、腰围就是十块,速度快呀!是不是比做衣服好赚?那时我小舅子也在东坡路卖衣服,他一叫,我也去开裁缝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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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东坡路时装一条街,90 年代的时候,杭州人很时兴买旧西装穿的。这段故事,你知不知道?我们改衣服这行就是这样催生出来的。"石国民突然想起这档事。
90 年代初,东坡路卖服装的老板们经常从福建石狮进旧西装。这批旧衣服其实是从国外走私来的,"一大包一大包,当垃圾卖过来,死人衣服都有"。
这批衣服因为价格低、版型好、式样多很受顾客欢迎。
石国民接着讲,"店老板就从一大包里把新的、半旧的整理整理,烫一下挂出来卖,几百块一件。你想,他一大包进过来才 200 块钱啊。那时光,做服装生意,都是新衣服、旧西装混合着卖的。人家买新衣服不合身的要改,旧衣服也叫你改,我们这种改衣服的到那里刚刚好,老鼠掉进大米缸了,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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