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衰落的缩影间谍世界的真相( 二 )

正如《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所刻画的那样，所有人都明白症结所在，但有人明哲保身，有人贪恋权位，有人浑浑噩噩，有人心有不忍，凡此种种，造成了抽心一烂的无解困局。
勒卡雷通过史迈利的一生沉浮控诉情报机构的罪恶，但他认为这是整个西方社会的责任，他最终在《史迈利的告别》中借史迈利之口发出了这样的冷嘲：
“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要么是毫无意义，要么就是和公开来源的消息重合。问题是，间谍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启迪公众，而是启迪政府。政府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对白白得来的东西总是将信将疑。间谍工作是永恒的，就算政府可以没有间谍，它们也不会愿意这么做。它们特别喜欢搞这一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敌人，政府也会帮我们创造出敌人来，所以用不着担心。还有——谁说我们只对敌人搞间谍活动？所有的历史都教导我们，今天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敌手。潮流也许可以决定轻重缓急，但深谋远虑永远不会过时。只要还有流氓成为领袖，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恃强凌弱，还有骗子和疯子，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国与国之间还相互竞争，政客们还相互欺骗，暴君们还想征服，消费者还需要资源，无家可归的人还在寻找土地，饥饿的人还在寻找食物，富裕的人还想变得更富，你们选择的职业就完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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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史迈利的角色转变背后体现了勒卡雷自身的信念抉择。从《召唤死者》到《史迈利的人马》，史迈利从对个人和政治背叛的同情或至少是宽恕，转变为拒绝原谅和忘记这种背叛，他从对制度模棱两可的忠诚转变为只忠于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理想。
勒卡雷在政治和爱情的背叛中发现了狂热的激情与冷酷的利维坦实际是一体两面，这两者造成了社会与文化无可避免地走向末路。同时勒卡雷也向我们展示了冷酷现实中的个人忠诚：父母对子女的忠诚，丈夫对妻子的忠诚，爱人对爱人的忠诚，朋友对朋友的忠诚。史迈利是对于伊夫林·沃《一抔尘土》中的托尼·拉斯特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队列之末》中提金斯的呼应。如果勒卡雷能够专注于刻画史迈利的性格，他可能会写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塑造出超越现实之上的经典形象，但他的政治敏感和批判意识使他没有走上传统小说的道路。
勒卡雷虽然震惊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软弱，但他还是认为它比纳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好得多。勒卡雷的早年小说创作反映了西方，尤其是英国公众舆论的转变，从20世纪40年代对纳粹宣战的正义理想，到50年代对苏联冷战中的尖锐立场，到六七十年代的暧昧不定。简而言之，勒卡雷力图通过他的小说来描写西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重大变革。勒卡雷很可能倾向于一种“温和的、务实的国际外交形式” ，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没有在工党或保守党统治下的英国找到一个可行的实际政治方案。
乔治·史迈利的传奇在《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中落下帷幕，但结局和书名都充满了含混暧昧。谁是史迈利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肯定不是白厅的政客或英国的上流精英阶层，也不再是圆场的情报人员。相反，他们是被生活、被体制、被冷战的理念所剥削和压垮的普通个体；他们是正直的、忠诚的、可爱的，因而是史迈利（进而是勒卡雷）所珍视和愿意保护的。勒卡雷真正重视的是个人的价值，而非种种意识形态的争端，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英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是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当之无愧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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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的传奇落幕之后，留下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勒卡雷小说的政治性更强了，他非常敏锐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微妙的真相》中他预见了斯诺登这样人物的出现；在《永恒的园丁》中他控诉跨国企业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压榨；在《头号罪犯》中他痛斥“反恐战争”背后的残酷。但和史迈利的故事一样，在勒卡雷笔下，好人很少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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