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观记》中记载:“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树皮、麻头等对于人们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垃圾,蔡伦却将其变废为宝,造纸术也成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以蔡伦为例,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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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碍于严峻律法的管束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虽然古代商品经济不甚发达,但是古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不少,这些生活垃圾的处置都成了一个大难题,因为各朝各代的律法都有规定不能将垃圾随意丢弃在街道上,其量刑之重,让百姓不敢轻易犯禁。如《韩非子·内储说上》曾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众所周知,秦律严苛,即使是在垃圾管理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在《秦律》中有“弃灰于道者被刑”这一法律条文,其量刑沿袭了商法。即便是到了开放包容的唐代,随意丢弃垃圾也是会被重罚的,《唐律疏议》中规定:“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在这样严苛律法之下,古人不敢犯禁,只能尽量减少垃圾,或者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的回收利用垃圾,将其变废为宝。二、受到其中利益的驱动但是光有刑法震慑还不够,还需要有利益的驱动,才能将垃圾变废为宝。墨的出现,就是利益驱使所致,明代朱常淓《述古书法纂》中记载,西周“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而墨的前身,是毫无价值的煤烟,不仅毫无价值,还会给人带来烦恼,煤烟黏附力强,难以清洗,于是古人利用这一特性,将之加工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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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人看来,墨不仅是必需品,好墨对自己作品还有加持作用,对于他们来说“有佳墨者,犹如将之有良马也”,所以好墨供不应求,如南唐制墨名家李廷珪的墨就让时人感叹“千金易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不仅如此,古代不少文人有藏墨、品墨之嗜好,为此推动了以徽州为中心的制墨行业的发展,时至今日,徽墨之名依然如雷贯耳。墨的出现和存在,为古代墨工提供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制墨名家更是从中获利不匪。不仅如此,还有人从垃圾处理回收中看到商机,以此为业,从中获利,如唐代张鷟《朝野佥载》记载:“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这段记载说明了在唐朝是就已经有人从事垃圾回收的工作了,并且以此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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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受到庞大利益的驱动,使得古人将煤烟制成墨,也正是利益驱使,罗会以“剔粪”为业,从中获利巨万。也正是因为有利可图,古人才会充分利用自己智慧,变废为宝,将垃圾变为宝物。三、出于改善环境的目的很早以前,古人就意识到了垃圾对于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据《隋书·庾季才传》记载:长安城“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是因为数百年里人们的粪便、垃圾处理不当才导致的长安城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水质变差变咸,明代的袁黄《全农书》提到:“惟不收粪,故街道不净,地气多秽,井水多盐。”生活垃圾不仅影响了自然环境,还影响了居住环境,据《燕京杂记》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可见当时正是因为古人的处理垃圾不当,长期将垃圾堆于门外,造成居住环境恶化,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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