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最反对和高丽交往的人——苏轼，为什么连书籍也禁卖高丽？( 二 ) 三冬|银钩|雕鞍|朴野

苏轼是最激烈的“反高丽派”
大宋为了争取高丽这个盟友，费尽心机，付出甚多，但收效甚微。宋神宗不加节制地厚待高丽，引起一些士大夫对“联丽制辽”战略的反对，而苏轼则是其中最激烈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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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认为推行的“联丽制辽”政策，弊大于利。奢华的接待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得不偿失。苏轼测算每次接待高丽使者的高达“约十余万贯”。因此他主张降低接待高丽使者规格，减少对高丽人的赏赐，甚至主张断绝和高丽来往。
苏轼还担忧推行“联丽制辽”政策会导致宋辽矛盾激化，给辽侵宋提供借口。
宋朝制定的“联丽制辽”政策，过分强调了高丽和辽的宿怨和对大宋的归附之心，而忽略了高丽在三国关系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维护。高丽和大宋交往的一个目的是学习和引进大宋先进的文化制度并获取经济利益。另一个目的则是借与大宋交往来牵制辽国，在错综的“三角”关系中，维持力量均衡，灵活自保。因此，高丽是不会真正和大宋军事结盟的。
苏轼看清了这一点，他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中指出：高丽必听命于契丹，并且“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致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
国家信息安全的考虑
雕版印刷在宋代日趋完善和成熟，大量书籍得以大规模印刷，宋朝的书籍受到其他国家的青睐和重视，这些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引进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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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大宋没有大唐那样的军事实力，对于北方虎视眈眈的辽、西夏、金，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防。
为防泄密，宋政府规定书籍需审定批准后方可印刷。涉及边防机密的文书，不得印刷。涉及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文书，不得传写漏泄。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处以二年的刑罚。外国使臣进入宋境，如其请求购买书籍，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类型的书籍均禁止购买。由此可见，宋政府对外禁书政策的用意是保护机密信息，维护国家利益。
【 大宋最反对和高丽交往的人——苏轼，为什么连书籍也禁卖高丽？】对辽国，大宋是“禁出书籍，其法甚严”，但对高丽的疏于防范却使辽国有了可乘之机，高丽已成为辽国获取大宋情报的重要来源。
苏辙也为此事上奏，他认为“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为契丹耳目”，他还调查到，契丹常常派遣亲信人员隐蔽于高丽使臣之中，进入宋境刺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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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高丽使臣请求买书之举，苏轼连上三篇《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历陈不可卖书给高丽，“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从国家安全角度去理解，苏轼的建议是正确的。
苏轼曾在杭州任职多年，和高丽人打过不少交道，是朝廷少有的“知韩派”，他的高丽外交思想是比较务实的。有很多人批评苏轼此举小题大做、思想保守、闭关锁国，但从民生和国家安全角度考虑，苏轼的“高丽观”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