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逸凡将军，原名邓福坤，学名邓国雄，曾用名邓惠民、邓彦，广东兴宁县水口镇峭峰堡村（今小丰村）人。其祖父邓仁古，中年曾开糟坊酒店和豆腐店，置田产若干，后破产。其父亲邓官叔，不喜劳作而赞成革命。其母曾氏，出身贫寒，性格温柔，早逝。他8岁入私塾念《三字经》，后入兴民中学就读，因在该校加入青年改造社（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公开称呼），被通缉流亡，其时16岁。
某日，邓逸凡至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独立团报名。一排长见其个子矮小，以掌推其走。邓逸凡不服，高声争辩。连长邱少郊为客家人，于屋内闻客家话，急出，问：“小老哥，什么地方人？”答：“兴宁人。”邱少郊即命令排长：“把他留下。”邓逸凡由此步入军旅生涯，相继服役于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师教导团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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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六十三师奉命由广州至南雄，阻击红军。邓逸凡时任代理排长，率20余人于粤赣边界的中站街布防。次日，被红军包围，不战而降。其时，一位红军军官——连政委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工作？”答：“想当宣传员。”继问：“你会写字吗？”答：“会。”军官取纸笔，曰：“你写几个字看看。”邓逸凡乘兴挥毫。连政委大喜，曰：“你不用当宣传员了，就当文书吧。”后支队政委李赐凡闻之，亦大喜，曰：“你不用在连队当文书了，到支队当书记吧！”
1932年冬，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邓逸凡受命任担架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率担架队80余人，随部队转战十个月，圆满完成抢救伤员任务。后因其未能动员担架队员全部参加红军，于师政治部大会上挨批斗，会后邓逸凡行军、打仗，斗志仍昂昂。
红军长征时，邓逸凡因从旧军队来，被列为“审查对象”，取消了勤务员、运输员，由师宣传科调任军事统计工作。他尽职尽责，规范统计表格，建立报告制度，受军团长林彪赞扬。
长征途中，统计工作尤为辛苦。掉队的，逃跑的，打伤的，丢失的东西，补充的东西，都要报。晚上八点到宿营地，大家安寝，但邓逸凡不得安寝。统计实力，计算、核实，第二天天一亮就交给首长。
长征时，开始一天报一次，后来五天报一次，再后来十天报一次。某日，舒同同志画了一幅宣传漫画，嘱邓逸凡刻蜡板油印。他在画上加了几笔，印出后模糊不清。舒同见之，不悦，严厉批评曰：“邓逸凡同志，你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邓逸凡曰：“这个批评一辈子都记得。”
长征途经云南时，邓逸凡因任统计员，需背全师的统计资料，特向某领导申请免背步枪。领导斥之为“动摇分子”，并令特派员暗中监视。过金沙江后某日，某领导清点人数，大惊：监视邓之特派员早已逃之夭夭，而被监视者邓逸凡负重而行，精气神十足。史载，中央红军长征前部队和机关人员约八万六千人，长征到达陕北只万余人左右，损失近八万人。邓逸凡将军言，其实不止这个数。以二师为例，出发时有七千人，途中合并其他部队的，俘虏的，招兵的，约补充三万多人，那时途中招兵，一招就几千人。二师总数应是三万七千余人，到了陕北只剩七百多人，损失了三万六千多人。其他红军部队也有这种情况。
邓逸凡将军性格古板执拗，不善通融，不善迎合，故人生坎坷，仕途维艰。1943年夏，陈毅召机关各部长开会。会上，政治部干部反映政治工作削弱问题，矛头直指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陈毅嘱时任政治部秘书长的邓逸凡将意见整理汇总，上报中央。邓逸凡由此受饶漱石排挤。“文革”中，林彪批评“政治学院不讲政治”。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的莫文骅和副政委邓逸凡遂挨批斗，将军屡屡检讨而难通过。邓逸凡将军1984年离职休养。将军隐居家中，唯以养鸡种菜为乐。八十高龄后，仍戴笠荷锄，拎水浇菜，精气神十足。
【将军谱｜“这个批评一辈子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