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声良：莫高窟，沙漠中的艺术馆《雪绒花》|琵琶|演奏会|刘德海|小松鼠

敦煌的世界敦煌里的中国
——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新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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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悦读：您在新近出版的《敦煌谈艺录》一书中，开篇即论述敦煌艺术的价值。能否向读者简要介绍，敦煌艺术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赵声良：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其后陆续营建了大量的佛教洞窟，从4世纪―14世纪延续了一千年，至今仍保存洞窟735个，包括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保存至今规模最宏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群，被誉为“沙漠中的美术馆”。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其中出土的5万多件文物，内容涵盖了古代宗教、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从中体现出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藏经洞出土文物中除了大量古代文献外，还包括数百件唐宋时代纸本、绢本绘画。
敦煌艺术系统地展示了中古时期一千多年间绘画雕塑艺术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唐代和唐以前中国绘画作品极为罕见的今天，敦煌艺术差不多复原了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的中国美术史，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中国美术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且壁画中还表现出当时音乐、舞蹈、建筑、服饰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极为丰富的社会场景，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艺术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树立文化自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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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悦读：敦煌艺术的整体呈现怎样的气象？如何体现“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还请略举一例予以证明）？
赵声良：敦煌自西汉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长期在敦煌发展，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从十六国时期到元代一千多年间，中国古代艺术家们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古代伊朗、印度、希腊等区域文化艺术之长，加以整合贯通，形成了敦煌艺术的丰富性。如敦煌北朝洞窟中的佛像就可看出印度马图拉的风格、中亚犍陀罗的风格，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北朝壁画中也可看到传自印度的“凹凸法”特点。但同时也可看到中原甚至南方的绘画艺术风格。隋唐时代，中国的艺术家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变画艺术，综合表现建筑、山水与人物，描绘出气势宏大的佛国世界，形成了中国式佛教艺术模式。敦煌艺术的发展历程，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艺术家们在广泛学习外来文化时并没有被“胡化”“西化”，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使我们的中国传统艺术更加充实，更加宏大。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胸襟。同时，也为东西方不同文明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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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悦读：您在书中引用常书鸿先生的话，指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是要藏纳起自己个性的、耐心劳苦的事情，绝不是那种马到成功，亟待渔利者所能做到的。”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诸位先生和您，还有敦煌研究员无数科研工作者是如何做到“择一事，终一生”的？
赵声良：我在敦煌已经工作三十多年了，我深刻感受到敦煌石窟这个艺术宝库内容极其丰富，艺术极其精美，一辈子也研究不完。如果不能心无旁鹜地深入钻研，就不可能达到学术的高度。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一代代敦煌学人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从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其实常书鸿在法国生活了九年，他的绘画作品常常获得法国艺术沙龙各种奖励，他在巴黎过着非常安逸舒适的生活，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可是当他发现了敦煌艺术之后，他就呆不下去了，毅然回到了中国，并义无反顾地来到敦煌。因为他看到了敦煌艺术的价值，他认为敦煌艺术是这样伟大的宝库，中国的艺术家都应该来敦煌学习，才能创作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来。当时敦煌生活极其艰苦，他的第一任夫人不能忍受，而与他分手，而常书鸿却一辈子坚持保护在敦煌了。七十多年来，经过一代一代莫高窟人不断奋斗，使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他们的坚守，敦煌艺术不会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没有他们的开拓进取，我们的文物保护和研究水平不可能象今天这样走在世界的前列。莫高窟几代人的奋斗历程，体现了他们对祖国事业的担当，对时代的担当。对我来说，吸引着我不再离开的，首先是博大精深的敦煌石窟，我是研究美术史的，敦煌壁画彩塑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敦煌艺术的价值还没有完全被世人所了解，我在研究挖掘敦煌艺术的价值，就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从壁画中的山水画、故事画、飞天等方面都作过研究，每一项研究都感到是一种新发现。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有敦煌研究院这样一个最适合干事创业的平台。樊锦诗院长曾说过，“敦煌艺术是无限伟大的，相比之下，我个人是很渺小的，我能为敦煌做一点点事，就是很幸福的”。我想我能坚持在这里做研究，也是因为樊院长的精神影响着、感染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