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实践——从《路遥纪事》到《路遥年谱》】除了这些对先前漏网信息的重新打捞，《路遥年谱》在“谱前”部分大幅增加了当时文坛乃至国家范围内有重要影响的时事。它将路遥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化生态同步显示出来，以平行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为读者了解和思考路遥提供参照。编撰者增加的很多“谱前”信息，看似与作家无甚关联，实际上颇费苦心，隐隐指向某些路遥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如1980年所增由潘晓来信引发的大规模关于人生观的讨论条，与前后相关条目共同勾勒了《人生》引发强烈反响的时代语境；而1982年所增文坛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热评条，实与路遥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问题构成潜在对话。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对作家平生行止、个性细节与所处历史语境的重视，从而在《路遥纪事》基础上不断加入新的材料，《路遥年谱》才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年谱，更区别于创作年表，它是在隐伏的问题意识牵引下对作家生命史的整体呈现。
相比《路遥纪事》，《路遥年谱》删削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对路遥不太有名的几篇小说的情节介绍。这些小说如今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无须再作梗概。二是删去与路遥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相关史料，突出了对路遥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柳青的部分内容。三是大刀阔斧删除了《路遥纪事》中作者本人带有主观色彩的介绍与评论，使得该书基本遵循“以材料说话”的编史原则。这番去粗取精、择要展示的修订思路，大大提高了《路遥年谱》的学术浓度，使其成为研究者良好的钻研底本。
语言调适，史学性增强
阅读《路遥年谱》，可以明显感到语言方面的完善。不同于体例和内容方面的局部修整，在语言方面，《路遥年谱》对《路遥纪事》做了全盘调适。每个条目首句对谱主经历提纲挈领的叙述都省略了主语，体现出更为精练、专业的表达。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上，编撰者力求清通平易，增强语言的史学质感。例如《路遥纪事》中1980年的一条“4月12—13日写作《病危中的柳青》，根据过去的印象与感受写于西安”，在《路遥年谱》中被改为“4月12至13日根据过去的印象与感受，在西安写作《病危中的柳青》”。《路遥纪事》中的表达将关键信息优先展示，其后再附补充，是编撰者急切表达意识的体现。调整后的语言更为舒缓从容，避免了“写作”“写于”的重复出现。再如，1982年8月17日条“阎纲给路遥写信。谈关于《人生》的种种，希望路遥谈谈‘怎样写人生’，怎样理解《人生》”。《路遥年谱》中则调整为“收到文学评论家阎纲的来信，被要求谈谈‘怎样写人生’，怎样理解《人生》”。这一修改明确了年谱叙述所围绕的主体，使谱中叙述简净、凝练。
此外，前文述及对《路遥纪事》中编撰者直接的评论文字和作品情节描述的删减，令《路遥年谱》避免呈现评传化的倾向。作家年谱并非简单显示作家生平与创作的资料汇编，而是融通文学与史学的一种特殊的学术著述。一方面，“史”的建设离不开编撰者严谨客观的语言表达；另一方面，诚如学者所言：“年谱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价值判断的，但撰谱者最好不要直接发表评论”“若能择要录入同代人对谱主切近现场的评价，或谱主对同代作家的评价，并加以历史化处理，则有助于增强年谱的历史感。”（武新军《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与对策》）通过特殊的“文学”笔法，编撰者寓判断、推论或评价于所选材料之中，避免溢出材料之外的一己之言。《路遥纪事》1981年的“夏”这条，叙述完路遥“在甘泉县招待所创作中篇小说《人生》”之后，还有“这部作品，日后为路遥赢得了很大名声”之语。这种“预叙”性的文字在《路遥年谱》中被直接删除，完全通过后文《人生》引发巨大反响的史料来体现。类似处理，增强了该书的史学质感。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跨代作家’视域下的路遥研究”（2018SJA041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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