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吴敏：热情助人数丁东热情|老伴|社科院|张石山|丁东|人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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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敏，作者授权首发
隔行如隔山，无论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我大半辈子里与文艺界人士几无交往。前几年，因同为某网作者又志趣相投，我和段协平兄成了挚友，参加了几次他在并召集的聚餐，结识了与段兄很要好的“晋军”主力周宗奇、张石山、赵瑜、毕星星、陈为人等著名作家，且共识甚多、一见如故。从他们之间的闲聊及其文章中，我发现他们不仅与丁东有交往、很熟悉，而且大都得到过他的热情相助，对他无不交口称赞。最近，我又在爱思想网上读到北京著名人士贺阳题为《我的朋友丁东》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读到张石山先生为丁东、邢小群伉俪写的嵌名联文章，对丁东更是美誉有加，这不禁使我联想起自己近二十年来与丁东交往的前前后后。
【 丁东|吴敏：热情助人数丁东】1985年，丁东由山西省委政研室调至山西省社科院的《晋阳学刊》当编辑。80年代前期和中期，社科院新楼尚未建成，借用着我们省委党校西北角的几排平房，搬离后与我校也相距很近。加之我老伴是社科院职工，故而我认识该院不少人，也知道丁东和他的一些情况，但和他只能照住面，没有直接交往过。
将近二十年前，我家遇到一件很重要、很难办的事情。有一天，丁东由京返并，在社科院偶遇我老伴。我老伴与丁东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因工作性质不同，仅是彼此相识的一般同事关系而已。丁东与我老伴简单寒暄几句离开之后，走了几步又返回来叫住我老伴，说他知道我家的那个事情，如果需要的话，到时候他可以帮助。我和老伴都觉得这只是同事之间的客套话而已，对此并未寄予多大希望。
过了一段时间，我专程赴京办此事，奔波多处也无成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到三不老胡同的丁东家与他谈此事。此前我与丁东没有任何交往，他也不认识我，我是打着老伴的旗号去找他的，只是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不料，丁东在见面后很爽快地提出了一个颇具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并亲自和相关负责人联系，使此事有了一个初步的着落。此事最终的圆满结局虽然另有原因，但丁东雪中送炭的热情相助，无疑是难度很大的这件事得以办成的“第一推动力”。
2004年，拙著《民主探求录》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其亲笔撰写了序文（高增德先生曾说：“这份手稿是文物，值得好好保存！”）。书印出后我去府上奉送，恰遇丁东夫妇与老前辈和他女儿正在商议为其整理出版自述之事。这位老前辈虽然曾经身居高位，但因勇于说真话已被列为“敏感人物”。丁东协助他整理出版自述，不啻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据我所知，这样的事情丁东已做了许多，何方、顾准、遇罗克、王申酉等前辈和志士的著述及事迹，就是由于丁东甘冒风险的帮助和努力才得以问世、传播海内外的，丁东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我是一个“老三届”的“老高三”，1966年6月距离高考只有十几天时，因文革爆发中断了学业，1968年又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与同学们一起被甩到了社会最底层。此后几十年间，我的同学们不仅和“老三届”的其他弟弟妹妹们一样，青春荒废，身无长技，举步维艰，人生之路大都走得很艰难，而且因年龄最大，遭受的挫折更多，命运更加坎坷。2006年是我们高中毕业的40周年，我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老高三”四十年情结》，既发到了当时很红火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又冒昧地伊妹儿给了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炎黄春秋》竟然几乎一字未改地很快刊发了拙文。此后，我意犹未尽，对此文作了进一步修改并将标题改为《“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因在内地不可能再有刊物发表此文了，听说丁东与海内外的报刊多有联系，我就向他提出求助。他建议我把拙文电邮给香港《MB月刊》并告知邮址，还向该刊的一位编辑专门作了推荐，使我这篇文章很快就在东方之珠面世了。

丁东|吴 敏：热情助人数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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