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去世的乔治·斯坦纳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博学的人之一。他的《语言与沉默》《巴别塔之后》等著作早已翻译成中文,但是因为深奥驳杂,能读的人不多。今年《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引进过来,能让我们在了解他主要学术思想的同时,也深入了解这个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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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纳直到晚年还很渴望学习,因为他想起在自己之前担任《纽约客》首席评论员的埃德蒙·威尔逊,八十多岁时听说匈牙利诗歌不错,还努力去学习匈牙利语。斯坦纳一辈子对语言都很敏感,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对语言和翻译理论的研究,事实上他本人也精通好几种语言,退休后每天早上都要做一会儿翻译练习。
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去学习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以色列没有忘记他这位世界知名学者,授予他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去领奖的时候,不得不面临这个尴尬问题。同样尴尬的问题还包括:你想不想晚年搬到以色列居住?
他的答案显而易见,不想。《漫长的星期六》中,斯坦纳对不会希伯来语感到遗憾,访谈者洛尔·阿德勒建议他去学习。一贯热爱学习的斯坦纳总是支支吾吾——对他来说,这不是随便学习一门外语的问题,可能也是他一生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很早的时候,斯坦纳就见过以色列复国运动领袖本·古里安,领袖告诉他:“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别的就不用管了。”斯坦纳拒绝了,到老他也不对此感到后悔。他为自己儿子、女儿、女婿都是大学教授感到骄傲,而不希望他们为某个政治观念而献身。
他以法语、德语和英语为母语,偏偏没有掌握希伯来语。或许,他对希伯来语从来都是一种矛盾的心情,既非常向往,又有某种神秘的抗拒,最终引人瞩目地耽误了。
就这个意义看,斯坦纳作为一个犹太人无疑是另类的。访谈中,他谈到“如何定义一个犹太人”这个敏感问题。他不赞成用“民族国家”(住在以色列)来定义,也不赞成用宗教信仰(是否信犹太教)来区分,因为他本人不会希伯来语,也不信犹太教,而是把“爱读书、爱知识、爱智慧”作为犹太人的标签。作为一个书痴,他甚至不主张去图书馆借书看,而是要自己买回来,因为这样自己可以乱写乱画。
这让人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写的,他要去读博士时,一家人的狂喜。当时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圈子里,家庭富裕的很多,但这些富翁最开心的却是自己的孩子读书厉害。把“求知”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性”,显示出斯坦纳的大智慧。他当然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感到自豪,但是却并不把这种自豪与“国家”联系起来,而是作为一个个体进行“体认”。他说过,哪里有书桌,哪里就是自己的故乡。
【 学习|一个“漫长的星期六”, 我们了解斯坦纳的一生】这种认识,和斯坦纳的成长经历有关。斯坦纳的父亲是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人,后来定居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专家。斯坦纳1929年出生于巴黎,1934年在巴黎的一次游行中,一小群极右翼示威者高喊着“犹太人去死”,随后又喊出“支持希特勒”。母亲想赶紧把窗帘拉下来,父亲却阻止了她,并将斯坦纳抱到阳台上,告诉他“这就是历史,你永远不要怕”。
这种童年记忆可能影响到他一生。斯坦纳的父亲有到美国工作的机会,果断听一位朋友的劝告,把全家人都移民到美国。此后的斯坦纳,就开始在“求知”中证明自己,他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工作——终其一生,他都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工作,他甚至也到过印度和中国的大学(北大)短期任教。在世界各地知识的海洋里漂泊,他乐此不疲。
对一个这样的“世界人”来讲,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斯坦纳认识到,语言始终无法做到像数学和音乐那样的精确性,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是性爱方式),而翻译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这样讲的时候并非泛泛而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时,斯坦纳每天和数学家混在一起,他注意到,不管是日本还是印度的数学家,哪怕英语不行,和美国数学家交流也没有障碍,一点都不影响他们探讨各种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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