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文学家,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出身名门,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官至首辅。二是早年成名,杨慎24岁殿试夺魁,成为状元。他的家乡新都人常以“升庵科第”与“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并称来称赞他。三是博学多才,杨慎一生所学涉猎极广、渊博浩渺。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总结杨慎的治学之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多闻博见,知不若行
杨慎以学问广博著称,他在哲学、训诂、历史、名物考据、诗词歌赋,乃至天文地理、戏曲音乐、古谣搜集等很多领域都广有建树。杨慎主张做学问首先要多闻博见。我们知道,程朱认为“德性之知”是“大知”,“见闻之知”是“小知”,陆王也主张良知“不假见闻”而有,要求发明本心,从而贬低了见闻之知的重要性。杨慎则认为“耳目之官,聪明攸寄;百度万物,悉在见闻”,所以他主张“闻不若见”“知不若行”。杨慎重视亲身见闻和力行,认为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当然杨慎并未否定间接经验,他认为认识有其过程,感性经验必须“会之于心”,才能超乎声色,从现象深入本质。但是如果一定要在逻辑上分出一个先后,那么杨慎主张“知不若行”,他认为像书本知识等间接经验必须“体之于身”才能化为“真知”。针对当时陆王心学空谈心性的风气,他提出“合博约论”,主张做学问要以“多闻博见”为根基,先博后约,由博而反约,最后合博约为一。他说:“无文则何以为礼?无博则何以为约?”又说:“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是犹问天曰:何不径为雨,奚为云之扰扰也?问地曰:何不径为实,奚为花之纷纷也?”
杨慎重视力行、提倡多闻博见,这种治学特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如果按照常理常情不出意外的话,状元杨慎会在官场顺风顺水,最不济也可在翰林院做一个富贵闲人。但是造化弄人,他因议礼获罪被流放南荒35年,这使得杨慎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也改变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突然的变故让杨慎从云端落入凡间,有更多时间遍览名山大川和风土人情,有更多机缘接触各种阶层和现实人生。以上种种,使他反思和批判“德性之知”,并且更为关注见闻之知和多闻博见的重要性。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是杨慎治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在治学还是生活中,杨慎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杨慎说:“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他在此把“善疑”视为学者在学术上成功之开始,而把不经思考而盲目信从视为一种学术视野的桎梏,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就治史而言,杨慎认为正史并非全部可信,必须经过考证。
一般而言,多疑者往往自大而偏执。杨慎虽然力倡善疑,反对迷信权威,却并没有走向偏执和极端怀疑,那是因为杨慎之怀疑精神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并非为怀疑而怀疑。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怀疑精神,恰恰让杨慎走向客观、公允和包容。例如杨慎主张诗赋要艳丽,文章要华美,极力反对理学家们所创作的所谓哲理诗或者理气诗。他批评陈白沙的理气诗“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但是他对于陈白沙的古诗却大加赞赏,认为境界冲淡,有陶靖节遗意。他对李梦阳、何景明等当时文坛领袖的评价也大抵如此,有褒有贬,持论公允,绝不因其所短而忽视其所长。
杨慎独立思考的精神,除了源于天性与家世传统之外,与其见识广博也密切相关。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识越广就越不会夜郎自大,亦不会坐井观天。比如殷商始祖契诞生的历史,历代史书都遵循这样一个传说,契之母简狄吞玄鸟遗卵,孕而生契。杨慎则以他渊博的学识揭开该传说的神秘面纱,给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根据《礼记·月令》,“玄鸟至”乃春分初候,此日,天子以太牢祠于高禖而求子。所谓玄鸟生商,应该是说简狄在此时按照习俗求子并且验而有孕,而商人对此进行神化,以之来论证殷商有天命福佑。诸如此类因学问渊博而得出的精妙审慎之结论,在杨慎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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