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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作为完美翻译了《堂吉诃德》的翻译家，她的才华其实并不在钱钟书之下。但为了丈夫，她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做教授的机会。在她的眼中，钱钟书从来就不是婚姻中的“你”，而是“我们”之一。有人曾说“九成夫妻的婚姻，结束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但在杨绛和钱钟书这里，孩子绝不代表“恋爱”的终止，两人在婚后一直恩爱有加，更于1937年喜得女儿钱媛。在不少初做母亲的女人眼中，孩子可能要比丈夫更加重要，从而在有孩子后会忽视对丈夫的关怀，但杨绛却始终未减少对钱钟书的关心，反而与其一起为宝贝“阿圆”的成长准备制定了很多计划。两人之间的感情也从未因为孩子的到来而变得淡薄生疏，反而更加恩爱。另外要说的家中唯一的变化大抵就是由“我们”变成了“我们仨”，由“两张书桌”变成了“三张书桌”。俗语有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否真挚长久，除了从日常相处中可窥见一二，同样重要的还有两人在面临困难和难关时的态度。在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已是高龄的杨绛和钱钟书都被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杨绛被要求在窝棚里看菜，钱钟书则是要早晚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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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两人却也不忘相互扶持，彼此鼓励。每天，钱钟书在送信的路上，都会多走一百米的路，去窝棚那里看看杨绛，交流杨绛在看菜闲时所写的文字。虽然每天只能交流一小会，但也是这短短的一小会让他们能在那段度日如年、自杀频发的岁月中坚持下来。柔弱如杨绛这样的女子会在丈夫钱钟书被贴大字报时，在角落用自己手写的小字条为其澄清，更会在其被批判时为之据理力争。文人雅士从不红脸如钱钟书这样的书生，更在杨绛被人扇耳光时，抡起木板，与人决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概就是专用来形容他们的。世间最美好的恋情大抵不过“只是一眼，便是一辈子的选择”。杨绛和钱钟书从最开始相识相爱就已经笃定对方是与自己携手一生的伴侣。杨绛说“我和你，从此，只有死别，没有生离。”，钱钟书则说“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我没想过娶别人。”最甜蜜的恋情也不仅仅是日常相处时的恩爱有加，更是对彼此的那份信任笃定，那份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不改变不动摇。而钱钟书和杨绛，即是如此。最舒服的恋爱相处模式莫过于势均力敌，我不曾名气远高于你，我也不想名声远胜于你，我只愿与你并驾齐驱。在钱钟书与杨绛恩爱有加的六十多年中，两人是夫妻，是知己，是朋友，但有时也更像相互扶持的竞争对手。在任一方“体力不支”暂落后时，另外一方都会适时的放慢脚步待其追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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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杨绛因为创作的话剧《称心如意》经戏院上演迅速走红且名声大噪后，钱钟书就有心想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他询问杨绛，“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则当机立断的表示“我将全力支持你创作。”而事实上，杨绛也确实做到了所说的那番，在钱钟书进行创作的两年时间内，她包揽了家中的一切事宜，从劈柴做饭到洗衣拖地，任劳任怨从未有过抱怨，而在钱钟书终于完成大作《围城》时，却也在序言中写到“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但人有真情，岁月却无情。在1997年钱钟书和女儿相继病倒后，杨绛也先后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和与挚爱之人分离的悲伤。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而他在病中，也时时挂念着她，“我们仨，从此失散了！”杨绛却说，“我不能走，我得留下来帮他们打理现场。”，终究，我们仨只剩下她。2016年5月25日，伴随着杨绛先生的寿终正寝，我们仨也再一次重聚。时间最美好的恋情大抵就如杨绛与钱钟书这般，除了生死，别的其他都无法将他们分开，而生死之别也注定会让他们再次相聚。文/盛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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