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一天》《第七天》和《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后先锋时代的“一天” 艾伟|欧春芳|余华|《一天》

将田耳的中篇《一天》、余华的长篇《第七天》和艾伟的短篇《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放在一起阅读纯属偶然，灵感来自标题，都含有“一天”。这“一天”可能是独特的，也可能是偶然的，偶然往往与必然汇流。这三个小说都来自社会新闻，新闻已经还将继续诱发一系列经典小说。小说家在采访人员休息的那“一天”继续工作，他们将笔对准隐秘的潜意识，将传媒压缩简化的部分重新扩展。对时间的处理涉及作家的叙事态度，这三部体积不等的小说的中心事件都是死亡，在中国文化中，死是大事，死是终点，善始善终，终点凸显意义，盖棺方可定论。他们努力呈现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后纠葛的心路历程和丰盛的细枝末节。
小说《一天》中，田耳严格依照布瓦洛的戏剧理论“三一律”，老实呈现“一天”内发生的故事。小说依照线性的时间顺序展开，从清早接到电话写起，严格按照时间、地点来推进事件进程。叙述者“我”傅浩淼是死者的堂叔，爱打篮球，因此小有声名，妻子当护士，两夫妻都在县城工作，整个家庭都是文化人，所以“我”能够超越普通农民的立场，以城乡之间的角度来展示社会各个层面。当然，亲情使我对于农民阶层隐隐的同情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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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多”，“女舍管欧春芳近五点听到女生的尖叫”发现事故，“我”堂侄女单妮在学校跳楼自杀后抢救未遂，在市医院引发了协议赔款风波。谈判分两拨人马：学校这边，九点刚过，“五把手”范培宗和宿管，还有几个老师就来了；快十点，公安局来了一名警察，简单介绍情况；十点半，校长禹怀山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教育局副局长江道新（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伍乡长（三爷塔佬的贵人）；而单妮家属这边来的是进城的农民工、生意人，来的时间凌乱无序。谈判在拉锯式地进行，反复了好几个回合。社会急剧分化，即使同一个家族的子孙也已经分裂成我父、三叔、五叔和姑姑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博弈。“我”也借叙事人之便不断地表达“我”对城乡差距、性别不平等、知识不平等以及权力对人的影响等等现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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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第七天》整体上也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结构的，细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第一天，“我”总体提到后来几天要讲述的主要人物及主要故事，颇像学术论文“总-分-总”的结构。《第七天》借了一个西式外套来讲述中国故事。扉页上赫然引用“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旧约·创世记》）余华渴望以西方的神性来升华整个小说的格调，企图以亡灵独特的身份优势打通神界、人界和地界，渴望变“死无葬身之地”为叙事自由地，从而将这个咒语变成小说的点睛之笔，岔开一句，这是入戏太深的缘故，思维受段子的控制。从《兄弟》开始，余华就试图自我改变，他不满足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奠定的减法风格，他想用加法甚至乘法长驱直入进入当代生活，大剂量地插入耸人听闻的新闻案件。来自四面八方的对《兄弟》的批评让余华在《第七天》中有所收敛，他渴望寻觅更为精简的配方，他将极大部分气力放在整体叙事结构上，而忽视了对新闻直接植入小说的沉淀和提炼；他在语言和细节上依赖固有的才华，他几乎是迷恋养父情结，迷恋文学的政治正确。熟练是写作的必经之路，也是写作潜伏的敌人。但文风的简练、第一天与后面几天的内在呼应关系依然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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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的《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是一个形式非常特别的小说，开篇非常写实，被劳教的妇女俞佩华和少女黄童童在做玩具的过程中形同母女，但是这是俞佩华17年囚牢生活的最后一天，她依然敬业如旧。在玩具的组装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杀人也像一种游戏。俞佩华杀死了自己的叔叔，还非常精心地将其最后的骸骨藏在阁楼直到被发现。她杀死叔叔就是哈姆雷特复仇故事的中国当代版，黄童童杀死的是欺负她们母女的继父。俞佩华出狱后去看了一个以她为原型创作的戏剧，在剧场，导演揣度了她沉默表面下波涛汹涌的内心，她错杀了自己的叔叔，生活的延续被打破了。当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开始到阁楼祭奠、忏悔，因此导致事件被败露。她毁掉了自己的生活，也毁掉了家人的生活。她在监狱的17年是赎罪的17年，她将自己的爱静静地分享给黄童童，并答应有一天会送她一个芭比娃娃。文末，我们才知道她出狱的最后一天实际上也是黄童童人生的最后一天，她在得知俞佩华出狱时就下定了决心自杀，她早就藏好了作案工具。而当俞佩华纠缠着想知道黄童童的下落时，她表现出来的那股力量让人想起她多年前的犯案。人有多重侧面，有天使盘旋（她对黄童童的母爱），也有魔鬼蛰居（杀死自己的叔叔）。小说践行了冰山理论原则，它呈现得那么少、那么平静，几乎不曾对余佩华的内心进行窥视。小说浓墨重彩地写了以主人公为原型的戏剧，编剧揣度了她跌宕起伏的内部世界。戏剧以母子共同观看电影《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结束。可见，今天小说家不仅要跟经典的《哈姆雷特》竞争，也要跟类型小说竞争。艾伟在二者之间做出了可贵的尝试，让叙述的根深藏在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