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劝学》有句“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中国书法史这条历史长河历经几千年发展,汇集文字、各类书作(墨迹、碑刻、摩崖等)、书法创作及研究者之点滴之水汇集而成。于近代书法史,绕不开的一个人物,是清已降碑学书法的推崇和推动者,他就是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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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像
对康有为的一生,时人与后世皆褒贬不一,包括其政治生活和书法成就。康有为是大师级的人物,因此注定的他的狂,康有为的狂世人皆知,也算是天下一狂人,他自比“圣人”,历经大风大浪,他为中国书法史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是是他所极力推崇的碑学书法,由此他自认是碑帖结合的集大成者,自谓曰:“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今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张裕钊)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邓石如)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包世臣)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
不过,一个人在某个领域的贡献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众人的公论。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可以说是一步书法理论巨著,对推动中国书法由帖转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书法创作方面与其理论相比较还是有一点的差距的。潘伯鹰先生说他的书法“像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这一评价还是很形象生动的。康有为书法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字最后笔画很少收笔,更无从谈回锋了,多数是随意出锋,就像潘伯鹰所说,如同一根散开的草绳字。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康有为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
康有为一生成就斐然,涉及多个领域,文学、艺术、美学皆有惊人建树,著述多达700多万字,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所著的《广艺舟双楫》(1889年)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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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书法对联
康有为学术视野宽广,通晓西方文艺理论,其《广艺舟双楫》即借助西学,将世界各国文字进行对比,指出:
“中国文字,无意不备,故极繁而条例不可及;外国文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
发现了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的特殊关系,始于象形。基于这一发现,从中揭示出“用目”、“重形”的中国文字所具有的观赏价值,形美感目的艺术特征: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 (字母的正写与草写)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 (《广艺舟双楫》)
康有为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作了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这一点太过偏激,还是其艺术家的思维作怪。理论研究与书法艺术创作
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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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康有为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这一点从他自诩“......。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就是例证。他政治生活的失败,致使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像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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