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画|“仿宋体”专利认证一百年( 四 )

从1922年开始，中华书局开始对外发布《四部备要》“第一集”预约；1923年，发布第“第二集”预约。到1926年，《四部备要》全部开始预约订购。所有预约也全部额满，各地的订购需求仍然源源不断。中华书局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之下，开始多次重辑重印，并开展分部、拆分预订、单套零售等多种销售方式，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读者。至1936年时，《四部备要》整体上已经重印了6次之多。
就在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四库备要》，总体工作非常繁重且相关人员与机构均超负荷运转之际，社会各界慕名而来，要求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各类印刷品（名片、贺卡等）、读物、著述、文集者也是络绎不绝。中华书局“聚珍仿宋部”一时门庭若市，工作人员则已显疲累之态，接件印制周期往往一再延后，一拖再拖。即便登门求印者，乃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著名学者王国维，也概莫能外。
“聚珍仿宋版”屹立不倒
在巨量的印制任务与多次重辑调版的工作压力之下，丁辅之仍然一丝不苟、尽善尽美地维系着“聚珍仿宋版”这块金字招牌的权威性。与此同时，他非常看重“聚珍仿宋版”的知识产权，乃至《四部备要》的版权页面上，都印有“丁辅之监造”的字样。
随着《四部备要》丛书的风行于世，用“聚珍仿宋版”印制的书籍品类日益增多，早已不再局限于《四部备要》丛书本身，诸如《十三经注疏》《四史》《二十四史》《相台五经》《文选李善注》等传统经典， “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唐宋诗文名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集也于1924年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后隆重推出。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名流也纷纷以“聚珍仿宋版”印制个人文集为时尚，如梁启超的文集《饮冰室全集》八十册一套的“大部头” ，即是在1926年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发行的；又如1932年张謇的文集《张季子九录》，也是以“聚珍仿宋版”印制推出，其子张怡祖于扉页题写了书名之后，又于后页郑重地题写了“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的字样，充分说明了社会名流对以“聚珍仿宋版”印制文集的重视与喜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书局印行的书籍中，有的就直接在封面签条上印有“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字样，以此招徕读者的注意。
随着《四部备要》的持续十余年不断重辑重印， “聚珍仿宋版”的风靡有力推动着“仿宋体”这一字体的风行。上个世纪初二三十年间的字体设计与制作经验之积淀，以及在这一历程中逐渐培育并稳定下来的读者视觉习惯，使得“仿宋体”的字体类型风行中国，这已成为无可争辩、无须赘言的事实。
1949年，身患眼疾多年的丁辅之逝世。丁辅之逝世之后近半个世纪间，丁氏兄弟创制的“聚珍仿宋版”使用频次逐渐减少，最终基本停用。因这一活字排印版式，大多适用于线装竖排繁体（正体）字书籍，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内印书行业，已不具备这样的市场需求。
如今，“仿宋体”因其字体的端庄美观，还经常被使用于印制“红头文件”的正文内容。政府文件与公文，在中国国内一直套用固定的字体与格式——标题字体为“宋体字” ，正文内容为“仿宋体” 。这一套固定模式，至今没有大的改动， “仿宋体”依旧在国家公共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着独特地位。也正因为如此，由“仿宋欧体字”与“聚珍仿宋版”的创制所肇始的， “仿宋体”在中国国内的流行度与影响力，实在是不可低估。文并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