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叔宝初为王世充之龙骧大将军,望王世充不似人君,与陈知节商议:“王世充此人狡猾多诈,总是喜欢与部下赌咒发誓,这是巫婆的作为,不是拨乱反正之主”。于是二人共约西奔李唐,一起骑马与王世充告别:“我们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不能给您把工作干好,特来向您辞行(自顾不能奉事,请从此辞)”。王世充并没有对他们多加为难,认为人各有志,就放他们走了。
秦叔宝不能接受王世充的领导方式与地域文化很有关系。王世充祖上为西域胡人,字行满。行,人之步趋也;满,盈溢也。行满即略有所得即止步不前之意。他通读兵书战册,懂得用龟策占卜吉凶,还能观看天象历法。这是胡人的特性。胡人文简,长于占卜,长于算计,长于经商,当时的巨商大贾多为西域胡人,至有笑胡人缺钱的俚语,以示所笑之人见识浅短。
王世充立国之后,每天上班就给臣僚讲话,常常一句话重复好多遍,以示这句话的重要性,臣僚们听得非常疲倦。有人劝谏道,您只要抓大事就好,有些小节没必要呶呶不休的亲自过问。王世充口头答应下来,但却屡屡再犯,方知此乃人性,想改实难。他还常常微服私访,轻车简从,不带警卫,游历衙门和市场,人民见了他只要立正就好,无需跪拜。
他还喜欢跟百姓拉家常:“以前的皇帝深居九重,不懂体察下情。我不是贪图权位的人,只是充当一个救时的角色。我就如一个州刺史,事必躬亲,很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就怕衙门规矩多,你们的意见不能尽情上达。我决定在顺天门外亲自设立信访接待日。有两个办公室,西朝堂判案听冤,东朝堂接见谏者”。于是上书的文件如雪片般飞上,根本看不过来,坚持了一段时间,也就把这项政策作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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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充所部皆为楚人,楚人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甚盛。从周朝起,楚人文化与华夏文化分野,华夏文化从“神道治人”转为人治,认为地上最高统治者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天子),从而世俗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成为一切决策的最高指示。用政治理论家孔丘的话说就是“尊敬鬼神但是要远离他们”。
楚人文化还是神鬼文化,鬼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还是人间一切个人意志的最高决定力量。战国时期楚国著名大诗人屈原的主要创作题材就是鬼神,《离骚》《天问》《九歌》《卜居》《招魂》《大招》等等,其创作源头就是现实生活中神巫的表演。故王世充喜欢装神弄鬼以为御下之道,并不是他的缺点,恰恰是他能够因人制宜的高明统御艺术所在。
尤其在击破李密的战役中,他熟练的运用了这一统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他先命令门卫张永通假言梦到有人对他说:“我是周公,能降兵帮助你们讨伐李密”。然后给周公立了祠堂,让巫人宣言:“周公命令我们赶紧攻击李密,如果不听他的话,军中马上就会起瘟疫”。军中楚人大恐,纷纷请战。他又派人抓到一个貌似李密的人,在战争处于白热化状态时忽然抛出,大喊:“李密被抓到了”。于是士卒奋勇,李密军被击破,李密仅以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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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讲,鬼神对人的鼓舞力量要远远高于领导者个人的权威,因此上古皆“设神道治人”,而非人道。随后而来的唐郑决战中,王世充故技重施,虽然李世民凭借个人魅力征服部众,然而屡屡涉险,多次死里逃生;王世充却能借鬼神的力量端居安位顽抗到底,可见他的统治艺术并无多少令人诟病之处。
但是秦叔宝为齐州历城人(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齐人自古以来争强好胜,侠义豪爽,齐字本为箭镞之形,齐地最早的居民由东夷组成,善射好战,勇武强悍,此风至今不衰。而且在思想上能够随时变通,与时俱进。管仲说齐人“贪粗而好勇,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司马迁说齐人“足智好议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阔达多匿知(豁达开朗,不轻易表达内心真实想法)”。因此不能接受王世充隐晦曲折的封闭式领导方式,但对李世民正大光明的开放式领导方式却从之如鱼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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