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堑|天堑变通途，飞狐道的前世与今生飞狐|拓跋珪|通途|灵丘|平城|天堑|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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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人王化南有诗是如此描绘飞狐道的：“层崖如削出，截业莫攀缘。险镇云中地，高擎塞外天。龙门看对峙，仙掌觉孤悬。百二秦关壮，飞狐古已传。”飞狐道又名蜚狐陉，为太行八陉之一，是由晋北通往河北平原的一条重要道路。从大同盆地边缘开始，经浑源，东南跨过恒山山脉，再越过沱河与唐河的分水岭至灵丘，即可东达河北源、蔚县一带，路极峭狭，极为难行，是古人利用山壑的自然形态，凿山架栈的一条险峻通道，两岸峭立，一线微通，迤逦蜿蜒，百有余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曾多次取此道南下，威胁中原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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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狐道的开辟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赵武灵王北逐匈奴、林胡等少数民族的时候。到楚汉战争时，历史上著名的说客郦食其曾建议汉高祖刘邦“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而正式成为交通大道，则在东汉以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帝刘秀“诏(云台二十四将之一的王霸)将驰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蔚县)至平城（大同）三百余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大同）后，又进行了大规模地修筑。公元398年，拓跋珪击败盘踞在中山(定县)的后燕政后，自中山北还平城（大同）,发卒万人凿山通道，这就是北魏所称的“莎泉直道”。其实这是对飞狐道的扩建，颇类似现代筑路工程中的“裁弯取直”,以减短行程。这次扩建，大大便利了与中原的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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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拓跋珪北还的有征后燕的“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使伎巧十万余口，共近五十万人络绎于途，可见当时道路的规模。同时，北魏在开发雁北地区的过程中，还““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促进了山西北部交通的发展。到北太和六年(公元482年),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即在以前飞狐道的基础上有所增益，用以加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因道经灵丘郡，故以灵丘名之。这条道路是北魏帝王巡幸和与中原联系的繁忙通道，孝文帝曾诏曰“灵丘郡…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充分说明了往来的频繁。隋唐以后，此路仍沿用并不断发展。不过，后来的飞狐道已不仅是上述的一条通道，而是连同它别的支路线的泛指，包括它北面的由桑干河谷东出阳原至蔚县一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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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治通鉴》载：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李晟引兵出飞狐道，昼夜兼行，至代州”。胡三省在其下注：“飞路，在茂(大茂山，即恒山东部之主峰)之西。今飞狐路在茂之西，自银冶寨北出倒马关，度虏界，却自石门子（灵丘唐河隘门关）、冷水铺入瓶形（平型关）、梅回两寨之间，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塞西出承天关路可至河东”。可见，飞狐道在唐宋时是跨越太行山北段的几条道路的统称。它由军事需要而兴起，逐步成为商旅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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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随着太行山以东河北平原经济的发展，成为山西北部与河北、北京地区经济联系的纽带，尤其到了明清时期更为突出。蒙古草原的皮货、芦芽山、管芩山的木材等，大都经此进入河北和北京。到近代和建国以后，大同至河北涞源的公路和京原铁路，都选择了飞狐道的路线。著名的平型关(瓶形关)大捷，就发生在古飞狐道上，这些都说明了飞狐道从古到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