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时代|中国|宋代|视角|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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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本《哈佛中国史》由于著者的叙述习惯的不同，也呈现出不一样的个人风格。这套史书的前三部为一人著述，总体看来，字正腔圆，四平八稳，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语。到了第四卷《宋的转型》，给人突出的感觉，向来吝于赞美的史书作者在这一卷里，可以说是对宋代赋予了相当多的溢美之词，对宋代的各个层面都给予了出人意料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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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专攻宋史的汉学家迪特·库恩，作者溢于言表的对宋代的赞赏之语，使人略略感到与全书的体例稍有违拗。我想，这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宋代相对于正在中世纪的黑暗阴霾中苦苦挣扎、痛不聊生的西方世界来说，这里无疑是一片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然而，在我们中国人的眼睛里看来，宋代远不是一个东方强国，它已经没有了唐代的胸怀全世界的光彩耀目，也没有帝国一统的金瓯完整，终宋一代，都面临着北部强大的外族的势力压制，使得自己的疆域日益向南萎缩，龟缩到江南一隅，终至灭亡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宋代的帝王也缺乏什么光彩，几乎没有一部戏剧是热衷于表现宋朝的帝王的，即使在金庸的小说里，他愿意把它的主角瞄准清代的皇帝，也没有在表现宋代的武侠演义里，去撷取宋代的一代帝王，即使在《射雕英雄传》里正面对准了金、元的两国的君王，偏偏没有宋代的帝王什么事，可见，宋代王朝的帝王实在没有什么光彩，也没有值得大加演绎的传奇味——当然有一部“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们约略熟悉，但君王身份依然觉得模糊不清。
而这一切，在《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中，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作者对宋朝帝王不加掩饰的称颂之词，这个原因，我想同样可以看到，宋朝军事上的薄弱与萎缩，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选项。相对于西方碎片化的小国林立，却不影响西方历史进步的认定，中国历史上的大宋王朝处在外强的达摩克得斯之剑的寒光之下，便显然不会像一个中国人所感同身受的那般哀感顽艳，孱弱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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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中，作者却引述了没有确切地指出姓名的历史学家的判断，“把宋代称作开启现代性曙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代”（P2）。此语，作为我们中国人都无法举起双手双脚地表示认可，但却确定了这部史书对中国历史的定性。但事实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呈现出接下来的递进式的与西方所发生的同一运动相类似的发展路线，中国直到清朝的所有历史，在后来者的眼光里一直难以摆脱“停滞不前”的定性，可见，宋代的“文艺复兴”即使不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中途夭折了，也证明它当初发生时的力量并没有溢美者所称誉的那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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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王朝秉性可谓是唐代的反动。唐代引以为国家建立基础的军事藩镇，在宋代被彻底地摒弃了，宋朝必须选择新的力量，作为国家的支撑与支柱，这就是本书中提出的宋代通过“确定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来建立自身王朝的“政治典范”。这一核心价值理念被一个王朝的引入，带来了深远的确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即视性地撑起了宋代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王朝体制，同时也绵延地规范了中国历史的总体特征，正如书中所归纳的那样“宋代形成的这套社会制度，成为20世纪中国和西方人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典范”。（P3）这种特征，也形成了全书构架的特点，在《南北朝》卷中，世家大族是其中的重要一章，在唐代仍然残存着这种家族性的势力，而到了宋代，“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880年至960年（五代期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