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论发现蜀文化遗址的过程和意义( 二 ) 发现|遗址|陶器|文化遗址|过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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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所出石器以打制石器居多。成都方池街石器中，打制石器占80%以上。这种特点易使人产生一种古蜀人的生产力水平落后或原始的印象。前不久，我们对方池街出土石器的微磨损痕迹进行了观察，发现大部分打制石器如盘状器，刮削器等接触的对象为竹、木类植物，由于加工对象对工具损耗较大，石器的使用寿命短，用量大，只要实用，就不必花大量体力进一步磨制加工。我们知道，打制石器中数量最大的盘状器是一种即可用作砍砸，又可用作刮削的多功能石器，很适合加工竹、木类。实际上，就石器制作技术而言，许多石器如磷、斧、等均通体磨光，制作精细，所显示的水平已相当高。这些表明了殷周时期蜀人对各种生产工具的性能非常熟悉。生活行具以陶器为主，它的特征是，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陶色以褐陶为主、灰陶次之、红陶极少。多数陶器内外饰黑衣。制法多轮制，手制较少。主要器形有高领罐、小平底罐、尖底罐、陶瓶、盉、平底浅盘、鸟头形勺把、尖底钵、尖底杯、尖底盘、筒形器座等。早期以小平底器圈足器为主，稍晚则尖底器增多，约当西周时期尖底器最为发达，春秋以后，总的趋势是尖底莽逐渐减少，圆底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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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纹饰以粗细绳纹、弦纹、划纹、菱形回纹为主。其它还有附加堆纹、园圈纹、乳钉纹、戳印纹、花边口沿、方格纹等。个别陶器还饰有红彩。其它遗物有骨锥、骨镞、角锥、骨针、骨梭等，在方池街和抚琴小区遗址还出土有大量被锯鹿角和经切割的骨料。近年来成都市所发掘的遗址有绝对年代的比较少，抚琴小区遗址第四层采集的碳十四标本测定年代经树轮校正为距今4010±95年（公元前2060年），与同层遗物相对照，显得早了一些，而十二桥遗址第一期地层采集的碳十四标本经测定为距今3680±80年（公元前1730年）和距今3580±80年（公元前1630年），则比较接近于实际。因此，可以确定的成都最早文化已可往前推到夏商之际或商代早期了。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存还有方池街遗址第七层、抚琴小区遗址第四层以及岷山饭店遗址第六层。实际上，类似的遗存在新都县的新繁水观音早就有发现，只是当时可资对比的材料很少，尚无法弄清其来龙去脉。关于水观音遗址地层的年代，学术界争议较大，以笔者之见，其文化内涵同成都诸遗址较早地层出土物如小平底罐、尖底杯、筒形器座、尖底钵等基本一致，时间应在商代纪年范围之内。至于成都各蜀文化遗址的年代下限，从出土的遗物分析，已晚到西汉之初了。一九八六年是四川成都地区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在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出土了金杖、金面罩、青铜立人像、青铜面目及人头像、青铜礼器和大量玉石器等,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瞩目。参加该遗址发掘的同志认为，这里可能就是某代蜀王的都邑所在.可以说广汉三星堆一带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殷，西周时期蜀文化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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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成都市区发现的遗址又应怎么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早在商、西周时期，今成都近郊一带已成为蜀文化的一个发展中心。《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按常璩《华阳国志》所言，蜀先王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上述遗址应都于开明统治时期。《华阳国志·蜀志》：“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路史·余论》卷一云：“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由此可见，今天的成都成为最重要的中心是从这时开始的。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由于成都一带拥有肥沃的土地以及便利的水陆交通，更主要的则是蜀人对这一地区的开发自夏商以来即非常频繁了。为战国时期蜀移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推测，即今成都一带在殷、西周时期是与广汉三星堆遥遥相望的另一个蜀文化发展中心。首先，从成都市内遗址的的分布看，北起西门车站附近，南至新南门一带均发现有较早蜀文化遗址。在这一长达数公里的弧形地带上，已查明的多达十余处，尤其是从中医学院到方池街、君平街地段，往往相隔数百米即有一处商周时期遗址，除了广汉三星堆有外，在其它地区还未发现类似的遗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