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中英关系的一个旧有标本( 二 ) 汪敬虞|红颜知己|赫德|艾玛|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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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关人员（1876年）这本传记作者作为艾玛身在家族的后人，借助于赫德的日记以及赫德与她家族先人的书信，还原了一个活跃在晚清政治、经济前台的西洋人背后的情感世界，让我们看到赫德的职业生涯背后的情感隐秘。特别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忙于中国的政务工作之余，赫德竟然能抽出如此之多的余暇，回复那些年龄相当于他的女儿、孙女般的女性们，与她们事无巨细地讨论问题，交流问候，传播关爱。在这些信件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在教科书般字正腔圆的正统传记记载中看不到的人物丰富内心与情感秘境。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赫德在如此富有耐心地与书中的那些所谓的红颜知己谈天说地、议论风生的时候，却对他的私生子女采取了一种如此薄情的处置态度，而在这种态度里，恰恰可以洞见赫德本质上对中国的傲慢与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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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25日，伦敦，驻英公使刘玉麟参加赫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葬礼。可以说，从一个人的情感生活中，能够洞察到他的政治取向的全部。赫德于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第十二年也即1854年来到中国，时年19岁，正值热血冲动、青春勃发的年龄，在赫德的日记中，他毫不掩饰受到情欲的困扰，常常不得不向肉欲屈服，在这一过程中，寻花问柳便成了赫德释放肉欲激荡的一个途径，1857年，在他22岁时，包养了一个情妇，这就是时年16岁的中国女子阿瑶，已经很难确认阿瑶的真实身份了，就是这个中国女子，为赫德生下了三个孩子，头胎女儿安娜生于1858年，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1866年，这种肉体买卖关系维持了九年之后宣告结束，赫德给了阿瑶3000元分手费，阿瑶重新嫁给一个中国人。而赫德这三个私生子则被他送到英国，托人抚养。而赫德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些私生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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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的这一段婚外关系与生育下来的女子，恰恰是中英关系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说明。赫德看中的是中国女人的肉体，正像英国当时觊觎的是中国的女子一样可以掠夺与凌辱的存在，满足了他与他所在国家的一时之需，但是却注定不会给予这些女子及孩子以平等的身份、合法的承认，赫德后来与一个英国女人结婚，但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妻子一直居留英国，将赫德一个人抛在中国，这样，赫德一直是孤身一人，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渴望与同种同属的女性交流，获得心理上一种慰藉的原因，这也正是作者在书中确定将这种赫德与女性的交往放入到红颜知己范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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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第一排右三）与大清高级官吏合影而从我们中国人来看，赫德身边真正可以确认与他有肉体关系并生育了三个孩子的中国女子，却不具备从属于红颜知己中的任何可能，正如闻一多在那首香港回归时被重新谱曲的诗中所写的那样：“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女子被赫德看重的是她的肉体，而她的灵魂，赫德是不需要的。闻一多用两性关系的实质，来影射中国沉沦在西方列强的欺诈与吞并中的现实存在，而这恰恰可以看成是赫德在他一生中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岁月留驻中国的本真属性。两性关系昭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他利用了中国女子，但却没有从真心关爱这个女孩，这正可以看成他在中国的岁月里，他的真实内心里对中国的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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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上海九江路外滩赫德铜像的侧面照《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一书对赫德是赞誉有加，称他“亲自创立了帝国海关为中国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它使中国历经洗礼，屹立不倒。”（P439）。然而，同一书中，在作者发掘出的赫德个人生活方面的温情、良善、温雅一面的同时，我们看到了赫德对中国女子纯粹用于肉欲满足的另一种缺乏人性味的丑陋一角，他与中国女子创造了一个融入了两个民族血脉的新生命，但这些生命，却被赫德藏藏匿匿，遮遮掩掩，使这些本来能够为中英关系构建起更加具有象征意义的新一代生命，黯然消失的历史的舞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种荣耀的象征，而是一种丑陋的遗存，可见，在赫德的心中，他从没有以为拥有一个中国血脉的孩子为荣，这无形中暴露出了他内心里的对中国的态度。从私生活的角度讲，赫德能否当得起清朝政府对他的赞誉有加，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随着赫德更多生活秘境与内心秘密的揭开，可以更好地解释，他为什么在中国和他的祖国英国被遗忘的原因。因为他就像西方寓言故事中的蝙蝠一样，两头讨不到好，他是一种存在，是一种特定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已经难以契合中国和英国在当下的关系需求，所以他只能是一个标本，记录着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一段方位与区间，而这样的坐标，都是令双方政府感到难堪与不能承受的，就像赫德与中国女子的私生子，永远都会令中国和英国感到尴尬与难堪一样。（撰稿：葛维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