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往来|我读︱《女王与苏丹》：16世纪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往来( 三 ) 英国|16世纪|奥斯曼|往来|奥斯曼帝国|

其次是在布罗顿的叙述中，他颠覆了以往我们对这段关系的看法。安德鲁·惠克罗夫特写道：“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便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于欧洲。”他认为这种“源于东方的恐怖”由来已久。但是布罗顿却看到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确是充满了矛盾对立与冲突，但是在国家利益的影响下，依然催生出了一段相对友好的贸易关系。丹尼尔·戈夫曼也强调奥斯曼与欧洲国家的往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例如威尼斯在军事衰落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实力是因为奥斯曼，而奥斯曼也在和欧洲的交往中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改变。不过戈夫曼的论述重点还是在于突出奥斯曼社会制度的灵活性与宗教宽容。而布罗顿则在本书对利益之下的友好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丰富了我们看待东西方交往的视角。最后，也是布罗顿的最大特色，便是他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了自己的论证。
布罗顿主要研究文艺复兴，他认为文艺复兴是一场国际性的、流动性的现象，是一个关于地图、商业、科学和国际交换的问题。基于此，我们看到他对地图、贸易和艺术等都有一定研究，并将其用于自己的历史叙述。
在《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中，他研究了地图和地理在欧洲地理学家对非洲和东南亚的思考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人们对常被忽视的贸易、外交和科学史的关注；在《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中，他探讨了1450-1550年间艺术家与艺术接触之间的联系，并讲述了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和英帝国之间挂毯、勋章、雕像和肖像的交换，试图讲述这段历史对欧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影响；在《十二张地图中的世界历史》中，他从过去两千年中挑选出了十二个地图绘制的案例，讲述制图师的观念和动机以及时代的精神和风尚对地图的影响。他认为世界地图一直受到其出资者、制造商、消费者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这个世界的影响。因此，透过地图制作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技术进步的过程，也能窥视到人类价值观的演变。
他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应用于本书，用大量戏剧作品的台词和相关的剧评，来论述在这段异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伊斯兰世界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以及随着英国和伊斯兰世界贸易关系的变化，英国民众对待伊斯兰文化的态度转变。例如在论述“伦敦的土耳其化”时，布罗顿细致剖析了当时风靡伦敦的戏剧作品——《帖木儿》（Tamburlaine）。他从帖木儿本人的传奇经历到该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个人理解，从剧中语言和情节的创新性结合到新一代剧作家的模仿和评价，都为我们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英国人对伊斯兰世界产生的好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英国人眼中的穆斯林的形象，多是野蛮残酷，并对权力有着非凡的野心和欲望的，而且当时的观众们对这种无休止且明显不顾道德的征服欲望是既震惊又着迷。
布罗顿深入分析的这些戏剧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有些剧作家也通过戏剧表达自己对当时一些政治事件的观点。乔治·皮尔（George Peele）在《阿尔卡扎之战》（The Battle of Alcazar）中，就试图劝告伊丽莎白不要与摩洛哥的君主曼苏尔结盟，并且远离天主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虽然布罗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戏剧之外真实而普通的伦敦生活，也没能具体说明“土耳其化”的程度，但是他对戏剧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可读性，也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和写作方式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从一些容易被人忽视或是不易产生联想的事物上，引出一个较为宏大的事件或观点。
这种“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在近几年的著作中也十分流行。例如《行者诡道》通过哈桑·瓦桑的故事和他撰写的《非洲寰宇地理志》讲述了其个人所经历的16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织的“双重世界”；《维米尔的帽子》一书用绘画作引，通过贸易往来讲述了17世纪的荷兰与遥远的中国明朝之间的联系；《胡椒的全球史》通过胡椒贸易展现了16到19世纪英荷两国争夺世界贸易霸权及美国开始参与亚洲事务的历史进程。这一方式更形象具体，且充满趣味地为我们看待不同体制、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交往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