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两晋南北朝之儒家经学的锐变,以及玄学的兴起(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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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贵无”与“崇有”的玄学和清谈在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玄学和清谈。玄学这个词出自《老子》一书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就是指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的研究和解释,是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结合。所讨论的是一些远离实际的抽象的问题,如有、无;才、性;本、末;言、意等等。玄学的产生有其思想根源。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汉末经学不是繁琐荒诞,便是流于谶纬迷信,不能再作为统治的思想武器。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在儒家以外找寻统治者所需要的理论,从而使名家、法家、道家、纵横家、墨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思想家突破儒家的限制,杂采各家,特别是推崇道家,创立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即玄学。玄学的产生也有社会的原因。魏晋时期,封建统治者内部演出了一幕幕互相残杀的丑剧,一些士大夫和门阀贵族感到朝不保夕。他们力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应付事变的理论,崇尚玄虚的老庄学说正好适合他们的需要。阮籍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于是他们就转向讨论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魏晋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何晏(? -249)和王弼(226-249)。他们两人都处于曹魏正始(240-248)年间,被称为“正始名士"。何晏是曹爽集团中人物,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后被杀。主要著作有《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是一位早熟的哲学家,也是曹爽集团中人,死时年仅24岁,主要著作有《周易注》、《老子注》、《周易略例》等。他们两人的思想基本上一致,都推崇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地皆以无为本"。就是说,抽象的、超感觉的 “无”是万物的本体,世界上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由它生成的。这个学派就称为“贵无派”。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王弼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所谓名教,就是指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所谓自然,就是玄学中所讲的“道”,是指天道和人类本性。王弼认为,政治教化是从最高的“道”、“无”派生出来的。这是用老庄思想补充改造儒家思想,以此论证封建统治秩序、伦理道德是合理的、合乎自然的、天经地义的。企图建立新的统治思想,重新巩固封建秩序。司马氏在与曹氏集团斗争中得胜,意味着被曹操抑制的门阀士族势力抬头。地主阶级中一些非当权派的庶族地主,对现实不满,采取不合作态度,嵇康(223-262)、阮籍(210-263)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是大文学家,在“竹林七贤”中最为有名;其他五人为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这些文人因为反对礼教、蔑视权贵,经常一起在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山水中饮酒清谈,故称“竹林七贤”。嵇康出身寒微、与曹氏皇室是姻亲,娶曹操曾孙女。司马氏掌权后,要拉他做官,他坚决不做,逃到河东。山涛后来投靠了司马氏,为选曹郎,也拉嵇康任官。嵇康写了一封有名的《与山巨源(山涛)绝交书》,表示坚决与司马氏政权对立,后来被司马氏扣以“不孝不仕,违反名教”的罪名杀死。太学生三千人曾为他请愿,但还是被杀了。阮籍的父亲阮瑀,也依附于曹操,他不像嵇康那样积极反司马氏,而是消极反抗。司马懿请他做官,他听说步兵校尉缺额,那里多美酒,又有人会酿好酒,就要求任此职。他上任后根本不管事,终日喝酒,昏昏沉沉,不谈时政,也不评论别人,才保全了性命。嵇康、阮籍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他们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他们崇尚自然,就是主张不溺于名利,不为琐碎礼法所束缚,顺应自然,逍遥自在,而名教是违反人性的,礼教是破坏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因此他们“非汤武”(商周的开国君主,即成汤和周武王)、"薄周孔"(周公、孔子), 以“六经”为糟粕。嵇康、阮籍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名教,实际上是对当权的司马氏不满,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借老庄的放达和老庄的社会政治学说以抨击当权的虚伪的名教政治。实际上,他们也不是要否定封建礼教,而是主张“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西晋时期玄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向秀(约227-272)和郭象 (约252-312)。向秀有《庄子》注,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他们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如政治机构、社会组织、上下之分等都是合理的;现存的“名教”是“自然”的最好表现;当权的“帝王”就是最理想的圣人。他们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他们认为每个事物都应各安其位,这样就是自足其性。这些都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辩护,为司马氏政权歌功颂德。他们的思想,代表了西晋门阀士族的利益。清谈发展到东晋,完全成为口头虚语,纸上空文执政的达官贵人终日口谈玄理,不屑管理具体事务,是导致东晋灭亡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东晋末刘宋初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编写了一部《世说新语》,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记载魏晋时清谈玄学的书,语言生动、 言简意陔,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