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贝多芬诞辰250年丨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义者

【编者按】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是音乐家、艺术家，是历史人物，也是文化符号。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将陆续推出纪念文章，通过文字、影音和图像重新审视贝多芬的艺术成就、精神遗产与当下意义，力图呈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提供中国知识人独有的观察视角，尝试与读者一起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质。在第一篇文章中，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刘小龙将呈现关于贝多芬的时代、生平与创作的全景式回顾，并提出有别于传统视角的评价和思考。贝多芬《E大调钢琴奏鸣曲》（Op.109) 第三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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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源于他从18世纪的文化运动中继承来的思想观念，以及古典主义音乐传统对他的耳濡目染。启蒙运动高扬的理性主义与本质探索，在思想和现实的双重层面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这本身就似一种预设的目标，激起人们接近并实现它的巨大热情。它成为贝多芬一生创作活动的思想底本和潜在动因，驱使他通过音乐不断追寻本质、展现人类的终极理想。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们普遍将贝多芬视为古典音乐的魁首，把他的艺术在较为单一的思维层面神圣化。这种倾向根源于作曲家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特征，却又将贝多芬的形象予以简化，甚至曲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显赫的贝多芬传记不断提示人们，如果我们在忽视贝多芬人生中存在的诸多矛盾而去标榜他的艺术与社会理想时，就会使后者沦为一种片面的教条，更无法洞悉他所怀有的理想的价值所在。本文力图呈现贝多芬人生中那些被忽视的矛盾，或许对他所执着的理想能够提供深层的注解。他竟然成了一位作曲家！贝多芬自幼成长于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祖父老路德维希是波恩选侯宫廷的乐长，长子约翰则是宫廷中的歌手兼小提琴手。尽管如此，贝多芬在其幼年并未表现出如同莫扎特那样的音乐天赋，却在父亲的要求下展开专业学习。他最初学习键盘演奏，后来又加入小提琴。父亲约翰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相当严厉，使小贝多芬过早感受到恐惧和压迫。根据贝多芬发小弗朗兹·魏格勒的回忆，贝多芬经常遭受体罚，并且被迫在深夜练习演奏。此类事件在贝多芬心中造成阴影，也影响了他对父亲这一角色的理解。它增加了一个幼儿仇恨音乐和这种职业的风险，更何况他所身处的音乐家庭本身就会带来无形压力。真正扭转这一局面的首个契机来自贝多芬的首位作曲老师，克里斯蒂安·格特劳勃·尼夫。此人于1779年来到波恩定居，并且很快将贝多芬收为学生。尼夫对文学、戏剧的钟爱，以及他充满新思想的音乐教学，使得贝多芬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并且领悟到音乐并非一种生存手艺的意义。他开始更加主动地学习音乐，逐步树立起成为一位音乐家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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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然成了一位作曲家！当我们回顾贝多芬的早期生涯时，不由得对他的艺术成长表示感慨。置身于音乐学习的矛盾选择和强手如林的竞争环境中，贝多芬克服了内心的纠结，抵抗住外部的压力，成了一位备受瞩目的青年作曲家。然而就在这个当口，更大的人生挑战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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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聋是贝多芬一生遭遇的最大苦难。对于一位音乐家而言，这样的残疾几乎无法忍受。早在1798年贝多芬28岁时，他就发现自己的听力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耳鸣和高音听觉模糊两个方面。尽管如此，他将自己的症状对外隐瞒，暗中寻医期待治愈。在历经两年多治疗无果后，贝多芬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波恩时代的发小魏格勒。1801年6月29日，他在信中写道，“过去三年中，我的听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我必须坦白，我经历了悲惨的生活。在以往两年多时间里，我避免参加任何社交场合，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向人透露，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我就能够承认自己的残疾。但是对于我现在的职业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障碍。如果我的那些敌人获悉此事，他们会怎么说？”就在此信写成的三天之后，贝多芬又将病况告诉了另一位密友，小提琴家卡尔·阿曼达。作曲家在信中表现出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式的苦恼。一方面，他对未来充满疑惑和忧虑，或许要永远在现实中痛苦挣扎；另一方面，他或许会选择自我毁灭和死亡。“以我目前的状况，我必须从所有一切中摆脱出来。我的最好年景将会迅速流逝。而那时，我的天赋和精力要求我达到的事业目标还远未实现。面对这令人沮丧的隐退，我必须为自己寻求庇护。当然，我正想方设法克服这一切，但是究竟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