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晶报·深港书评｜为什么西方人比东方人更难接受戴口罩东方人|口罩|西方人|晶报|书评|深港|老

日前一对美国夫妇在社交媒体上哭诉，因其2岁的女儿不愿在飞机上戴口罩，其一家被航空公司逐下飞机。这段视频流传到国内，大多人都表示不解：“戴口罩会要命吗？仅仅是不舒服”“我一岁半的宝宝想出门都会自己拿口罩”“在中国，无论是婴儿还是老人，都会戴着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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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戴口罩的确在2020年已经潜移默化成为一种习惯。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频频听到西方国家一些官员、卫生机构及医疗专家却一再坚称健康者不必戴口罩。戴口罩抵御病菌不应当是常识吗？所以令中国人不解的是，“戴口罩对于西方人来说，真的这么难吗？”在日前出版的《口罩文化史》一书中就试图从多个层次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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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文化史：病毒、符号与身份建构》周凯高福进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从历史长河中看，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遮蔽口鼻的“类口罩”物。文献已有记载，出于礼仪之故，古人常会以丝巾、手绢、折扇等遮挡面部，如“掩口，恐气触人”，这也说明了中国人对于遮蔽口鼻并无太多禁忌，甚至是一种礼仪或实用需要，在某种情况下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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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对口罩的记忆恐怕要与可怕的黑死病产生联想。作为欧洲历史上最惨痛的瘟疫，黑死病夺走了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人数达2500多万。而黑死病则促生了以防疫为目的、专供医生佩戴的口罩面具——“鸟嘴口罩”。而当时欧洲的医疗水使“鸟嘴医生”缺乏临床诊治能力，因此，头戴大沿礼帽、身着长袍、戴着鸟嘴口罩的“鸟嘴医生”就被视为恐怖和死亡的象征。“鸟嘴出现在某处，就暗示有人会死亡”成为一种不祥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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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东方和西方对于疫情的记忆有着大不同。对于东方人而言，2003年的非典疫情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疾病凶猛且传播性强，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多名患者死亡，一度引发社会恐慌情绪。“将戴口罩放入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你就会明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意义远大于简单的个人感染防护。口罩是现代医学的标志，也是人们相互给予信心的方式，说明社会在疫期保持运转。”英国医学人类学家克里斯托·林特瑞斯写道，英国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关于SARS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今天：“口罩文化促生了一种休戚与共、同担共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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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上一次遭遇大规模的疫情恐怕要追溯到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在其时，口罩也是公众常备用品，如果没有戴口罩会被拒绝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但这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西方没有爆发大规模瘟疫，而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也让他们有一种“健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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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戴不戴口罩这一抉择也折射出了西方世界某种政治生态。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不戴口罩当作个人标签，希望展示出“总统不畏惧疫情的硬汉形象和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强大领导力”——为其支持者传递疫情很快就会被控制、经济马上可以重启的承诺。此外，在长期的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中，欧美国家形成了禁止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社会文化。“可以说，在文明最开始的记载中，来自世界东西方的人们为口罩所赋予的内涵大不相同。关于戴不戴口罩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所折射出来的有关文化、历史、社会乃至政治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思考。”《口罩文化史》一书总结道。采访人员：余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