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留学法国，婚后改嫁沦为老妈子，晚年致歉女儿：上帝已惩罚我(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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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对璧人——常书鸿陈芝秀留法合影（左一左二）
三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 ”
敦煌的生活是异常艰辛的，上面一段平白的描述，已经透出了无限阴郁。
初到敦煌，整个研究所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因为缺乏燃料，生火要到几十里外的戈壁滩上拾枯死的灌木。每生一次火，就要蒸够半个月的馒头，还要将馒头晒干晒硬，以便储存上好几个月。平常吃的大米要从内地运来，但数量少得可怜。若难得吃上一顿肉，那么肉必定是酸臭的。因为从五十公里开外用牛车运回来的肉，走了足足12个小时，经过白天暴晒，傍晚风吹，拿回去已经变质了，只能做成腌肉留着过冬。
资金短缺、食物不足，极差的卫生条件，还有交通闭塞，无时不刻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常书鸿不能忘记一位重病的同事对他说出那一句话发颤的话， “所长，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可千万不要把我埋在沙子里，一定要埋在泥土里啊。 ”
张大千离开前也对敦煌恶劣的环境深深感慨——“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
不过，苦行僧般的生活没有压倒常书鸿，他忘我的干劲带动着整个研究所，甚至深深感染了妻子陈芝秀。她愿意为了丈夫，拿起雕塑刀，全心全意投入壁画临摹工作。
然而，随着时间延长，陈芝秀短暂的热情终究被枯燥的日子消磨殆尽。她一次次劝说常书鸿放弃敦煌事业，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断然拒绝。久而久之，他们不再是心有默契的模范夫妻，反而是一对互相折磨的怨偶，平日不但争吵，甚至激烈时还动手了。
他们打架，打的时候，母亲就去揪父亲的眼镜，因为父亲高度近视，拿掉眼镜，就看不见了。
——常沙娜接受央视《见证》的采访
这一条扩大的裂痕，为不久的一场家庭变故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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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常书鸿注意到妻子陈芝秀整个人和以往有所不同，他在自述中回忆道：“开春以来，大家都开心地上洞工作，但我发现陈芝秀的工作热情下降了，临摹雕塑的泥和好了，就是塑像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 ”
而此时的常书鸿一心只有工作，完全冷落了陈芝秀的感受，以至于对妻子内心的变化浑然不知，最后就发生了一位人妻与人私奔出走的家庭悲剧。
“她说她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因为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得悉友人即将赴兰州，因此，拜托友人关照陈芝秀去兰州就医。 4月19日，我送她进城坐车与友人一起离敦煌东去，还写了好几封信，拜托沿途友人关照她。而她走后多日，却一直没有音信。 ”
这位友人叫赵忠清，是国民党退役的青年军官，后持着介绍信前来敦煌谋差事。赵忠清口齿伶俐，精明能干，又是陈芝秀的同乡，常书鸿留他在这里当总务主任，还介绍给妻子认识，却没想到，这是“引狼入室” 。
赵忠清善于察言观色，偶然间洞悉了常书鸿与陈芝秀之间的夫妻矛盾，于是心生歪念，以老实巴交的工作热情骗得常书鸿信任，又以花言巧语俘获陈芝秀芳心。
一来陈芝秀性格单纯，二来她早已受够了没有尽头的“流放生活” ，渐渐地，寻求解脱的欲望吞没了家庭与道德，她不惜抛弃一双儿女，离开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的丈夫，与一位仅仅相处几个月不到的同乡私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