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愧的暮年——写在翁独健师逝后|张承志 | 研究学者|论文集|著作|元史

生命易老，人终有暮，更重要的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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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独健先生
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贺的论文集变成了追悼论文集。
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愿在恩师故世之际嗫嗫嚅嚅作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于他的最后一课。
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
翁先生个人的著述很少。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发表的《元史〈爱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一九四六），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定不再著述。
从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他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热心，包括学术著作本身。
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一九八三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中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
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地这样想着、写着。
但翁先生仍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言中流逝。黯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
惜墨真的胜于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在我国出版。内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干队伍建设，都已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国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清晰地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有多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劳累中，体会到了一种纯净和崇高。
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
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着一个同学进来了，她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数不清的辞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惊讶的神色。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
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细致地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提笔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的那神态简直使人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