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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东游日记》（下简称“《日记》”）六卷，为近代学人胡玉缙（绥之）先生所撰，乃其清末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江总督端方委命赴日本考察政学之日记。
绥之先生生于清咸丰九年己未（1859），卒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享年八十有二。先生身经晚清民国，科名阅历，人尊耆旧，著述精湛，迥出群伦。学林夙推先生为清季吴中朴学之后劲，而罕知其又为晚近现代化转型潮流中之积极践行者。先生奉委赴日考察，行年四十有五，时在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正值庚子祸乱之后，日俄开衅，列强环伺，国势阽危，救亡图存乃为朝野之紧切话题。由《日记》可知，身处多事之秋，有识之士奔走呼号，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借箸筹谋，不惜取鉴于强邻。
绥之先生此行时逾半载，当年四月十四自武昌出发，转道上海，四月廿七登轮东渡。《日记》详载见闻议论，即“自上海登舟之日始”，而止于同年十一月初八返国前夕，逐日记录，几无间断。先生本以朴学名家，考察又属要务，故所记极为矜慎，自谓“赴东洋游历，窃幸一见之足以证百闻也。随笔记载，积成斯袠，本非著述，故冗繁琐碎，皆所弗计”。（见《日记》卷首）先生《日记》之定稿，则与考察同时完成，“先是，颇有为人借观者，嗣闻毁誉不一。谓翔实精细，足备后来者之考覈，则余实以冗繁琐碎为宗恉，且恐多误，安敢以误他人”。（见《日记》卷末）由于《日记》于东京付印，此书国内流传稀少，百余年后获览，不仅觉其内容富赡，考察深入，见地深邃，足称模板，而又惜其几于湮没无闻。先生朴学名家，著述等身，自不藉《日记》以增重，而旧著新印（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引归中土，虽时世已异，而可资借鉴者仍存，深愿读者因此而获益。
绥之先生东游返国后，即由学部以“治经有法、深明教育”咨调入京，先后任职学部、礼学馆，又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其间屡次上书言事，持论剀切，多所建议，而尤重于改良国民教育，所据多取资于日本考察。（《吴县胡先生传略》：“屡上书言事，多所建树。其尤要者：曰行字母……曰厉学会……他如兴女学，尚武事，贵实验，吸国粹，广方言，务通俗，改教法，汰腐料，都凡数十，均深察时事，明辨症结所在，以为非痛加改革，无以起衰拯弊。”）民国以还，绥之先生除一度主持筹备历史博物馆，任教北大、北高师等校外，主要精力专注于治学，皇皇巨著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提要续编》《许廎经籍题跋》等，即撰作于辛亥后。三十年代，先生以硕学宿儒，与柯劭忞、江瀚等参与东方文化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其间曾再度访日。先生居京师三十余年，至一九三六年，鉴于时局动荡，遂长辞故都，浩然南归，晚年寓居苏州光福镇，董理平生著述，未及蒇事以殁。先生著述之稿钞本，均托付于晚年弟子王欣夫。
自十九世纪后期清政府与日本建交后，中国旅日官员、学者之“东游日记”随之出现，已刊及未刊者，林林总总，所在多有。诸家记录之考察、访书、游历、见闻等情形，既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提供全方位参考，也为源远流长之中日交流增添时代内容。二十世纪以来，中日关系风云变幻，多经反复，而一衣带水，风月同天，文化历史及地缘政治之同源同质，仍令两国间之交流互动，迄无休止。笔者虽涉猎有限，于《日记》校读再三，仍觉此书内容深刻，极具特色，至今犹有可供参考者：
【 胡玉缙与《甲辰东游日记》|吴格 | 日记】一、《日记》揭示赴日考察为绥之先生从政、治学之重要转折点。先生夙以治学勤劬、成果丰硕而著称，自幼接受经史词章训练，青年时代孜孜求学，肄业苏州正谊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及江苏学古堂，与同时俊髦以道义学问相切?，并蒙学术前辈奖掖，成长爲科举时代最后一批学子。自江南乡试中式，至经济特科录取高等，改官湖北知县、加入张之洞幕府前，先生已具学幕福建、出任兴化县教谕等十年历练。身处同光新政变革时期，先生由践履传统科举道路之江南士子，因应风气转移，自觉关注新学，尝试融会中西，参与新政实践。先生东渡之前，对传统中国社会已有深刻观察及思考，而时逾半载之赴日考察，则成为其从政、治学之重要转折点，《日记》不仅包含中日两国之分析比较，更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前途之思考。先生著述传世甚夥，读其书而知人论世，岂可仅以湛深传统以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