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发展开新局（海外华文文学·东南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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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风光
赵航摄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东南亚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得以恢复发展，华文文学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增强，亦促使其发展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学样貌。
经过几代作家不懈努力，东南亚华文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资本，呈现出“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性追求”相互补充、融合的发展趋势。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复兴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复兴，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表现尤为突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辈作家方北方、韦晕分别创作了《花飘果堕》《使徒行传外记》，吴岸、姚拓、李过、原上草、驼铃等老作家也不断推出新作，注重现实性和乡土性，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创新。
在前辈作家现实主义创作风潮影响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东南亚本土作家逐渐成熟起来。曾在上世纪末以《吉陵春秋》《海东青》等作品驰名台湾文坛的旅台马华中生代作家李永平，新世纪以来先后出版了《雨雪霏霏》《大河尽头》《朱鸰书》等作品，其中《大河尽头》对婆罗洲的书写极富东南亚华文文学特色。祖籍河北、出生于台湾、后定居马来西亚的作家戴小华的新作《忽如归》，则以纪实笔触回溯了自己的家族在时代动荡中的迁徙史。
上世纪末，华文报刊的作用再次凸显出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蕉风》等华文报刊积极举办文学奖评选、培养新生代作家。《星洲日报》自1991年开始举办“花踪文学奖” ，每两年一次。举办二十多年来，黎紫书、龚万辉、曾翎龙、梁靖芬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心态多元开放，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双重边缘意识、历史关怀和东南亚乡土情结，通过作品表达对华族命运的现实关怀以及对创造多元文化中独特的华文文化的追求。随着这些新生代作家的逐渐成熟，他们的身份也慢慢由参赛者转变为评奖者，标志着东南亚华文文学进入世代更替的新阶段。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外，泰国作家巴尔的长篇小说《湄河之滨》体现了老一代泰华作家从事业余创作数十年，为大众创作的宗旨；菲律宾作家施约翰的小说《天涯》中的羁旅情怀，充分表达了对东南亚华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印尼作家黄东平反映荷兰殖民统治下爪哇农村灾难的小说《女佣细蒂》曾在《联合早报·小说版》连载3个多月，引发极大关注。
与本土文化良性互动
多年来，东南亚华人秉持对中国文化较强的认同感，积极建设并维系当地华人社会圈。随着东南亚华人日益融入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其主体意识不断发生改变，文学表现形态也随之变化，导致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保留原有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开始植根于东南亚土地，显示出愈发强烈的本土意识。
一般而言，各个时期自中国移民至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代华人都有着较为浓重的侨民意识，作为历代移民东南亚的开拓者，他们既有对故土的眷恋，也满怀在新家园奋斗的雄心；他们的子女——第二代华人已是在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裔群体，虽然对祖籍国充满文化想象，但其认同已经有所转向。而第三代华人及其后裔，在二战后出生，他们的认同已经在全球化趋势中丧失了稳定性。
相较于前代作家，今天的新生代华文文学作家有着更强烈、更自觉的意识，他们从身份认同的桎梏中跳脱出来，试图通过创作探求海外华人在现居国如何既保有自身民族性，又与当地文化中的本土性构成良性互动。这种转变与融合在新加坡作家梁文福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梁文福不仅在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创作成绩骄人，还是东南亚著名的歌手和词作者，他的《烟水和风沙》《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等作品，充满了将中国古典诗词内化后的重新翻用。他通过巧妙营造意象，借用象征、隐喻等手法，融合本土化的叙事，使诗歌具有超强的表现力。同样，陈大为的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尽是魅影的城国》也以独特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诠释，企图通过个人视角建立一个包含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东南亚华人祖先垦殖拓荒的移民史和个人家族命运史在内的庞大历史图景。黎紫书的《炎场》以追忆的形式写出了东南亚由“异乡”变为家园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