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收藏|不仅仅是敦煌( 二 )

光明悦读：敦煌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哪些面向？
荣新江：敦煌从汉武帝时期，就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汉朝“列四郡，据两关” ，敦煌郡成为河西走廊中最西的边郡，而以敦煌西面的玉门关、阳关为界，又与西域地区紧密相连。敦煌一方面是中原王朝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临近西域的边陲重镇。因此，敦煌传承的文化主体，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敦煌文化中又具有边境人民的坚强的韧劲、勇敢的精神，还有就是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是一座丝路重镇，因此敦煌文化中又包含着开放的性格、进取的精神。这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清楚地看出，构成敦煌文献的无疑以中原的传统为主体，即便是外来的佛教，已经是纯粹的汉化佛教、汉文经典为主体。与此同时，又有很多反映边地文化的特殊文本，比如大量的非汉文的边境民族文献，还有汉文文书中反映边地文化生活的诗歌（如边塞诗）、书仪（如河西或朔方书仪）、俗文学作品（如李陵、王昭君变文），以及当地的地志图经、求法僧的旅行记（《慧超传》《西天路竟》）等等，表现了具有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光明悦读：未来，中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研究中将担任怎样的角色？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于清末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加上当地官僚的昏庸，所以大量写本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奥登堡和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攫取到手，转运出国，现藏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的国家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以后敦煌散出的写本，又通过劫取、倒卖、馈赠、交换等方式，分散到全世界的许多城镇的公私收藏者手中。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宝藏流失的伤心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敦煌文献的外流却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因为敦煌文献内涵的丰富，也就促进了各国对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技、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敦煌学的研究者一般来说是海外对中国友好的汉学家，他们热爱中国文化，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很多贡献。我从1984年以来多次在欧美、日本走访敦煌文献的收藏单位，与各国敦煌学研究者广泛接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此我一直主张敦煌学需要国际合作，中国的敦煌学也需要“国际视野” ，在历年来的敦煌学研究中，也一直奉行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理念。
但是，由于中国学者在处理汉语文献方面的突出能力，而且有大量研究力量的投入，因此目前来看，敦煌学中的汉语文献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无疑在许多领域都走在前面。但敦煌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汉文文献中有大量宗教文献，敦煌写本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如藏语、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有的还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有一定的难度。同时敦煌是一个艺术宝库，对于壁画和塑像的研究，又需要艺术学的理论和美术史的训练。在宗教、胡语、美术等方面，欧美、日本学者由于学术积累雄厚，图书资料储备充分，所以还是走在前头。因此，敦煌学需要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各国学者的共同推进。在敦煌学领域里，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包括共建数字化的国际共享平台，召开跨学科的真正国际会议，共同组建一些研究课题的攻坚团队，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敦煌学组织，等等。在今天，我们更期望敦煌学具有“国际视野” ，来共同推进对敦煌这一世界文化宝藏的研究。
（访谈由光明日报采访人员韩寒采访整理）
【文物收藏|不仅仅是敦煌】《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9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