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举行的制举(即科举中的特别考试)中,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对于时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以这一事件为发端,其后长达四十年的两大派阀之争,即“牛李党争”就是朋党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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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正在推行的削藩,牛僧孺等人尖锐地指出削藩政策的弊端,批判了时任宰相李吉甫的路线政策。对此,李吉甫则诉诸宪宗斥退了牛僧孺等人,并长期冷遇不予叙用。李吉甫死后,其子李德裕决心继承父亲的政治路线,但不料随着宪宗时代的结束,牛僧孺反而成为宰相,牛僧孺遂转而开始排挤李德裕。在这一过程之中,形成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派(牛党),以及以李德裕为首的李派(李党)两个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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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对立的出发点主要是:对于藩镇究竟应该打压(主战)还是妥协(和平)?然而其实在对立的后面还有各自出身不同的因素,即牛党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而李党则属于恩荫系统即世家出身的官僚。或者说,李党属于当权派,以李吉甫为首的李党很熟悉财务,主张下力气重建唐朝的体制;而牛党则是被当权派所排挤的一派,属于不满和批判现行体制派。只是,作为批判派的牛党也拿不出可以取代现行政策的新方案来,其结果牛党只能采取对藩镇妥协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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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举出身的官僚还未必熟悉实际的事务。关于牛僧孺有这样一件事。牛僧孺担任宰相期间的文宗大和五年(831),吐蕃的一位将军带着唐蕃边境处的一个要冲维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前来投降康朝。牛僧孺以搞不淸具体情况,不能惹恼吐蕃为由,把维州城和那位吐蕃将军送还给了吐蕃。而实际的原因则是因为负责在当地交涉的人是自己的政敌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缘故。由于气量狭窄,牛僧孺眼睁睁地放跑了一次对吐蕃建立优势地位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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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恩荫即世家出身官僚和科举出身官僚的对立状况,令人想起了玄宗时代的宇文融等恩荫出身者与张说等科举出身者的对立关系(参见本书第二章相关部分)。当时,张说一派失败,科举出身的官僚退出了政治的主要舞台。然而现在,科举出身的牛党与恩荫即世家出身的李党争斗的结果,牛党又凌驾于李党之上。这一现象足以说明,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在这一个世纪之间,其势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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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两派的领袖相继去世,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会发生那么激烈的党争呢?究其原因,我想指出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当是闭塞的政治环境,即宦官掌管政治造成的闭塞的环境所致。官僚们长期被压制的巨大能量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通过官僚之间结帮组派才得以发散。而对于宦官方面来说,这样的党争当然多多益善。然而,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使政界一分为二的对立局面,既扼杀了有能力的人才,又消耗了国力。当这种对立终于结朿时,能够改变国家的力量在王朝内部已经荡然无存,从而只有等待外部势力来拉上这个舞台的大幕了。注: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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