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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这四个人在时间上正好成为一纵列,是宋朝两个朝代(北、南)的杰出文学代表人物。
宋朝的代表文体是词牌,这四个人,都是宋词上的大人物,所以在词牌上的文艺欣赏我们可以一作比较。但是题主说的是“诗词”,因为宋代诗词分野和诗词合流是明显的,但是诗词别是一家之说又是大多数文人共同的认识,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
诗的成就
对于这四位词牌大家来说,诗都不算是顶尖。特别是柳永和辛弃疾,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基本没有流传得广的诗作。
苏轼的诗代表了宋诗说理、孤清的思考特色,得益于学识渊博如海,他的诗在宋朝这个小高峰中能够触碰到天花板,但是相对于他在散文、词牌、书法、国画其他方面的开创和建树,算是最为平常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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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概能记住的苏轼的诗,就是“只因身在此山中”,“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宵一刻值千金”,“一树梨花压海棠”,但是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对诗歌史和文学史除了丰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高的到达?能不能作为标杆?很难。
而李清照的诗虽然有完全不同于她词作的豪迈大气,如“死亦为鬼雄”,“ 气吞江城十四州”等,但毕竟数量少,创作重心放在拿手的词牌中,诗歌成就也就点到而止。
这也和诗歌格式逐渐固化,文人表达更趋向浪漫自由的词牌有关。整体来说,宋诗虽然在说理表达上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但是创新、发展远不如唐朝。
所以对于上面这四位的诗的欣赏,也就仅限于苏轼、李清照前面所列几句的诗。相对而言,诗就可有可无,词牌才是重头戏。
词的成就
所谓唐诗宋词,成为宋代之代表文学,词牌的成长、高峰、规范、平静都在南北两宋完成。正像诗在初唐成长、盛唐绽放、中唐发散、晚唐沉静,词牌走过的路,和唐诗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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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在北宋初,他对词牌最大的作用是开辟了长调格式,让晚唐五代流行的小令从形式上突飞猛进的壮大,得以用来详细叙事和丰富抒情。而他的词牌特色,虽然我们今天在课本上学到的大多是凄婉的爱情表达,但实际上他有大量的欢场之作,使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意象和词语,为声色犬马增添感官刺激。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流俗,用李清照的话来说,就是“语出尘下”。
经过时代的挑选、我们今天喜欢、看重的是柳永对情感的细腻描写,要学习的也是这种观察入微的角度和详尽表达的手法。
去芜存菁,是适合柳永词的欣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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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苏东坡
苏轼对词牌站上时代文体,得以与唐诗并驾齐驱的功劳是巨大的。但是苏轼对词牌的作为是基于个人性格和文学功底,其实和对诗的态度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诗歌已经雅化,而词牌的题材局限,还没有人尝试着打开。
苏轼走出了词牌上的第一步。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的贡献是第一位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叶梦得、张孝祥、辛弃疾等人对豪放派词风的追随。
他的词牌特色就是“以诗入词”,不但在题材上对词牌作了天地拓宽,万物万事皆可入词,在表现手法上也把诗的高雅、诗的放达、诗的豪情都放入了词牌之中,打破了柳永传下来的婉约词风。
苏轼最重要的是打开了词牌的选材内容,真正开阔了词牌的书写空间,并非只是开创了“豪放派”这么简单。可以写豪放,也可以写婉约,在词牌创作中第一次给了文人们选择的权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怎么选不重要,有得选才重要。
这种选择的权利,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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