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严歌苓：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父亲|写作|严歌苓|《红楼梦》|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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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歌苓
来源：《书香似故人》
古墨社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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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
12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歌舞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实际上，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对此，我的父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
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红楼梦》。当时因为很好奇，我就开始探听、去读，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所以也将《红楼梦》读得似懂非懂。
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读《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记得大概20岁时，我写的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发表在了《解放军报》。我很兴奋地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父亲“汇报”此事：“爸爸您快看，我的作品发表了。”父亲当时特别高兴。他说：“真的，这才是我女儿。”
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当然能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那时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然后父亲就拿来一看，看完以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以后还是写点大白话吧。”我听出来这是批评的意思，他可能并不认可我写这样的文字。这就是我跟父亲关于写作最开始的交流。
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写了，父亲也跟我说：“你写作先天不足，因为没读过什么书，‘文革’时耽误了不少，基础很差。所以，你要非常用功，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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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如果不每天五点钟“出林子”就没得吃。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在家里耕耘。然而，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成都军区有很多部队要参战，需要随军采访人员进行报道，而短时间内又派不出那么多采访人员来。当时，我正在跳舞和不跳舞的选择间徘徊。因为大家已经发现我很有文学创作的天分，领导就送我到舞蹈学院去学编舞，那我就要写舞蹈大纲，这时部队发现我还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