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的阿煜说历史又来了,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分享历史知识,也许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纵观历史,宋朝几乎是最独特的朝代。在宋朝之前,所有皇帝都是孤独的;在宋朝之后,所有臣子都是没尊严的。其中最独特的尤属宋朝士大夫,无论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是张载的“横渠四句”,都具有帝王气象,假如敢在明朝或清朝发出这样的声音,结局恐怕都是“文字狱”。偏偏在宋朝,这样的人混得都不错,究其原因,还要追溯至宋真宗在位时期。宋真宗时期的五位名相和皇帝本人针对君臣之道达成了一种平衡,其中贡献最大的要属李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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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这五位真宗朝宰相,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基本类型,五个人都可谓闻名一时。不过后世对这五人的评价却有着明显区别,李沆的地位最高,被称之为“圣相”。研究过宋代历史的读者朋友应该都知道,李沆完全符合儒家圣人的标准,既身正行直又道德深厚,在宋太宗时期就入朝为官,并且颇受太宗重用,无论是其父还是其他人都称赞他“有公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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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寿王赵恒被太宗立为太子,李沆作为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成为赵恒的师傅。对于未来的君主,李沆对其寄予厚望的同时也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仅要培养一位合格甚至杰出的皇帝,更要限制皇权太过膨胀,为文官争取应有的地位及权力,平衡君臣之间的关系。从李沆的人生来看,他确实做到了,而他所采用的的方法则是最完美最简单也最不可复制的一个。之所以“完美”,因为没有刀光剑影明枪暗箭,一切都在谈笑之间完成;之所以“简单”,因为只需要李沆发话,皇帝就会欣然允诺;之所以“不可复制”,是因为没有人能像李沆一样和天子无比亲近,同时又大公无私、人格近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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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沆用忧患意识抑制皇帝的骄奢之心,进而为皇权套上枷锁。一般的大臣都是报喜不报忧,然而李沆却经常汇报四方水旱盗贼之事。参知政事王旦觉得这些事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没必要天天跟皇帝禀报,免得坏了皇帝的心情。然而李沆却认为,“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王旦听完不置可否,谁知此话却一语成谶。李沆死后,宋真宗觉得契丹已经修和、西夏又纳款归顺,边患尽消,便开始大造宫室、大兴封禅,这时王旦才后悔不迭,感叹李沆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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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李沆长期汇报之下,真宗皇帝每天都过得忧心忡忡。这种忧虑严重到了何种地步呢?真宗过生日的时候都没有心情,对臣下说实在没脸过这个生日,如今天下四方动荡混乱,一定是上天认为他治国不当而降下惩罚。不得不说,李沆说的都是事实,但是大宋王朝的整体情况远没有他所说得那么严重与糟糕。通过忧患意识,李沆让真宗皇帝心生畏惧,对待政务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这种敬畏就是李沆给皇权施加的第一道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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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沆通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来肃清风气,保持士大夫与皇帝的距离感,进而保持士大夫处理政务的独立性不受过分影响。这一点从李沆从不密奏就可以看出。一次,宋真宗对李沆发问:“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所谓密启就是秘密奏章,密奏制度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清朝雍正年间达到极致,皇帝通过密奏可以使朝政进一步黑箱化,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神秘感,同时还可凭此使大臣之间相互攻讦,避免朋党现象并实现政治平衡。不过对于士大夫治国来说,密奏并不是好事,所以李沆回答说:“臣蒙陛下恩典方为宰相,有公事就应该公开说明,为何要通过密奏的方式呢?那些热衷密奏的大臣,不是打击诬陷他人就是献媚邀宠,臣平时就很憎恨这种行为,怎么可能明知错误还故意去犯呢?”从真宗皇帝的出发点来看,他希望自己的情报网尽可能广,希望所有人所有事都向他汇报,但是李沆却不希望这样,他通过这种表态,让皇帝对于密启的利弊加以反思,同时保持了士大夫集团与皇帝的距离感,这是他给皇权施加的第二道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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