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人员 张頔开学在即,翻开新生花名册,可以发现三个字的名字占了绝对主流。有的班级四十多人中,只有一两人是两字或四字的名字。有调查统计显示,在1970年-1990年这20年间出生的中国人口中,三字姓名占到71%,二字姓名占到28%;2000年以后这20年出生的人口,三字姓名则占到86%,二字姓名只占到12%,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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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一代人的名字都有高频用字。比如,在1950年-1970年出生的一代人中,“建国”“志军”“超英”比比皆是;到了1970年-1990年,二字姓名相对增多,男性名字中多见“伟、鹏、峰、磊”,女性名字中多见“娜、芳、莹、玲”。2000年以后,起名用字也更加雅致,而且为了避免重名,三字姓名甚至四字姓名越来越多。根据统计,2010年以后出生的男孩名字带“博”字的最多,“泽”字第二,“宇”字第三;女孩名字带“涵”字的人数最多,带“梓”字的第二,带“雨”字的第三。浩然、子轩、雨泽、宇轩和梓涵、子涵、雨涵、欣怡成了目前小学生中的高频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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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起名用字在不同历史时代有着明显特点。比如在《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单字名,比如曹操、刘备、孙权、关羽、张飞、赵云、周瑜……能叫上来的三字姓名也大多是复姓,比如诸葛亮、司马懿、太史慈等等。但到《隋唐演义》就不同了,从虚构的宇文成都、裴元庆,到真实存在的单雄信、徐世勣,三字姓名大量出现。据统计,《后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人物中二字姓名的比例分别高达98%和99%,《隋书》和两《唐书》中的两字姓名比例却降到了59%和43%,有相当大的变化。要谈论名字的变化,可以追溯到文明的源头。在早期部落聚居时,要和人打招呼,一种近乎本能的表达是“诶”这么一个字。日子久了,人们便把一个字作为一个事物的代称。从商周到秦汉,只用单字的二字姓名占据主流长达千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要归结于当时的避讳制度。中国的避讳制度源远流长,“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于这三种身份的人,旁人既不可指摘他们的过错和短处,就连名讳也不能触碰,如果赶巧取名用了相同的字,就必须更改。秦汉不只避讳死者,和皇帝名讳同字、同音的人物、礼俗礼器、山川大泽都要改名,甚至对前代君王都必须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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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单字名在宗法社会,不只尊者要避讳,家里的亲者、长辈也必须避讳。如果父亲名“友”,子孙们在家里说话,就不能开口闭口我的友人谁谁谁,而要找个字进行替换。所以孔子才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到别人家拜访,需先问清对方家长的大名,以此找寻同训字规避,才不触犯人家的禁忌。因此,每一个族长、家长,以及即将成为家长的人,也都尽量取单字名,以方便社交。避讳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对于这一点,皇帝也心知肚明。汉宣帝刘病已继位之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询,并在诏书做了解释:“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刘病已这名字在当时太大众化,如果不改,病、已两字都需要避讳,老百姓说话办事稍不注意就会触及敏感词,并因之获罪。汉宣帝为方便群众,便更名为询,只需避这一个字。和他持同样想法的,还有汉昭帝刘弗陵,曾改名为弗;汉平帝刘箕子,改名为衎,衎字较生僻,需要避讳的场合就更少了。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王莽以遵循周礼的立场,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改革,其中以改名最为突出。不仅山川、地理、官职之名被改,就连时人取名也都要全部用单字,他甚至要求:“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之所以下达这条诏令,是因为《公羊传》曾有“(春秋时期)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的记载。王莽政权仅存在了15年,但在他的推动下,原本就流行的单字名,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双字名几乎成了禁忌。因此在《三国志》里记载的历史人物,有99%都是单字名。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单字名的比例在三国时期到达历史巅峰之后,从西晋开始,双字名的比例逐步开始回升,这也有多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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