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 二 )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