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身份、记忆、变迁：从墓志看隋唐时期的幽州( 二 ) 隋唐|记忆|墓志|时期|身份|幽州|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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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修通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后，幽州成为运河的北起点，在军事上成为征伐契丹、渤海国等地的后勤基地。安史之乱后，幽州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幽州墓志体现出一些时人普遍的礼法要求。墓志中有“归葬”“权葬”“权厝”“迁厝”“迁祔”“合祔”等不同的表达方式。其中，归葬，即直接归葬祖茔，是最为时人认可的丧葬方式；权葬，又称“权厝”，即权且埋葬在祖茔之外的地方；迁厝，又称“迁祔”，即在权且埋葬之后，最终迁回祖茔归葬、落叶归根。隋唐时期，人们十分重视归葬祖茔，幽州墓志也可印证这一点。举例而言，唐代高行晖（691—759）终任官为怀州别驾，去世于乾元二年（759）怀州官舍，其妻大历元年（766）终于幽州私第。直到元和二年（807），夫妻俩才被合葬于潞县，相隔近50年。据记载，高行晖夫妇相继去世后，其子高崇文（746—809）正征战于长武、宁州（今陕西、甘肃）等地，等到元和二年才回到幽州故里。出于合葬父母的礼法要求，高崇文将父母之墓由怀州迁回潞县（今北京通州区），迁葬后两年（809），高崇文病卒。高行晖曾为尚书，其子高崇文哪怕迟至半个世纪也要将父母归葬故里，这符合“周礼之制”的做法，堪称“至孝”。再如，唐人张道昇曾在幽州为官，终任官为陇州刺史，卒于长安私第。墓志明确记载，其子在张道昇死后“泣血扶护还乡”，由长安迁回幽州安葬，两者相距约两千余里。
幽州墓志中还提到了不少“官于燕地，因家徙此，遂为蓟人”的现象：墓主人或为驻守北地的将领，或担任幽州辖区州县的官员，或为入朝蕃将的后裔。这也是幽州地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缩影。比如，吐蕃人禄东赞曾担任松赞干布时期的大相，其后裔论博言“咸通乙酉重五（865），聘东垣回，暍疾于路，迄秋分永逝于蓟城……夫人，防御军使检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刘騽长女，先于公殁十余年，墓于幽都之西三十里新安原”。论博言于咸通六年（865）在蓟城析津坊病逝，其妻刘氏先于丈夫去世，被葬于幽都县的新安原，而其子最终将亡父亡母合葬。值得关注的是，论博言家族从曾祖父论弓仁（墓志中记为“布支”）开始归唐，祖父论惟贞、叔祖父论惟明参与了唐德宗时期平定“泾原兵乱”的战争，均被封为“奉天定难功臣”。到论博言时，已在中原定居达四代之久，成为入朝蕃将，近百年的入华历程使其家族高度汉化。论博言娶汉人之女、其子对父母行合葬之仪，他们的日常生活、丧葬习俗也已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 隋唐|身份、记忆、变迁：从墓志看隋唐时期的幽州】此外，幽州地区的墓志也有独特之处，官员墓志是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幽州的官员倾向于在幽州镇的范围内迁转不休，却极少与中央及其他藩镇之间互动，形成了独立的官员任免、迁转体系。多方使用伪朝年号的墓志，反映出幽州地区民众“动摇不定”或“随遇而安”的心态，这与长久以来胡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幽州与两京之间的向心力逐步淡化，幽州内部的商业繁荣以及独立的赋税体系，使之奠定了唐末五代时期幽州最早脱离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隋唐时期，幽州所牵涉的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北部活跃着突厥、回纥（鹘），东北活跃着奚、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民族之间的战争与融合体现在数次迁徙中：贞观四年（630），东突厥被唐军打败后，大量降众被安置在幽州境内定居；随之，粟末靺鞨也迁入燕州（今北京怀柔、顺义）；新罗人迁入良乡广阳城，唐置归义州统之。开元四年（716），契丹弹汗部迁入幽州东北，置归顺州（今北京顺义）；开元二十年（732），奚人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被安置在良乡县。可以说，幽州南边属于“内轻外重”的中央王朝，北边则承担着御边的任务，虽然在唐玄宗时期有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但割据的状态很快得到了调整。如果我们将眼光拉长，可以看到幽州区位特殊性的源与流，其“源”可追溯到汉代以来的东北亚格局，其“流”也不止于五代时期的地方政权纷争。北宋初年，地方治理中“文臣作知州、转运使管理财政”的措施只是暂时画上了割据的休止符。辽金与宋朝的战争、和议、朝贡、互市，无不反衬出幽州在历史时空中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