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你们虽然背负着看似天差地别的目标,但是其实差不多。
程衍樑:按照《间谍的遗产》的设定,史迈利那时候应该100多岁了。
沙青青:是的,按照之前的小说设定,他现在应该至少100岁了,但是他在小说最后还是粉墨登场。最后有一段表达,他拍拍“卷福”饰演的那个人物说,说到底,我是一个欧洲人。这本书是在2017年的时候出版的,当时英国发生了“脱欧”,在勒卡雷的眼里,作为一个冷战时期走来的在情报战役上工作过的人,为了欧洲的理想做出牺牲了奋斗,做出了很多很艰难的道德选择,结果你们这一代人居然“脱欧”了,葬送了整个欧洲的梦想。背后就是隐含着很强的遗憾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更能够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失落感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现在这批工作者已经丧失了目标、丧失了理想的一代人。
沙青青:反过来说,你更能感受到他笔下史迈利的宝贵之处,他对外要对付卡拉,对内要对付办公室政治,为他自己的欧洲梦想一直坚持到100岁,还是念着他的欧洲梦:我是一个欧洲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是比一个“007”式的人物更难得的文学形象,或者是勒卡雷理想中的一个间谍的形象。
程衍樑:在冷战的过程中,两种不同小说有不同的风格和受众人群,承担的政治任务不一样,对于普通读者或者对于完全不看小说的这些电影的受众来说,“007”当时是一个宣扬英国或者宣扬英美情报界光明面的文艺作品,在文艺战线上,特殊的时代有特殊的作用。如果从文学的眼光上来看,历史上最终我们会觉得可能像勒卡雷更像是一只脚迈向了经典的文艺殿堂。
沙青青:讲了这么多勒卡雷,也讲了很多英国冷战时期情报圈的故事。最后,我想收尾的事情讲到一个小轶事,想分享一下,为什么像史迈利这样的人,能够很执着地去追踪一个情报线索几十年,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在英国发生。
这个故事从日本开始讲,日本在战前有自己的情报组织,但这个组织在1945年之后被撤销掉了。在1950年之后由于冷战的形成、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人重新成立了类似特高科的组织,就是所谓的公安警察。当时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公安警察的负责人叫后藤田正晴,他当过副首相,位置非常高,这个人比较有意思,他是一个亲华人士,对中国态度非常友好,当过中日友好会馆名誉会长。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直接负责公安警察相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去英国业务学习,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取经,你们是搞情报的,我们要学一学。这个也很正常,我们知道美国的情报机构CIA其实也是在英国人的指导下成立的,在“二战”之前,美国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当时在“二战”期间,在英国人的帮助之下成立了战略情报局OSS,后来才有了CIA,这一点确实受到了英国情报机构的影响。到六十年代,后藤田正晴去了英国取经,见到了军情五处的官员进行了很深入的交流,军情五处的官员突然问他一句话,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我们想了解佐尔格的情报,你们是不是还有保存着“二战”时期佐尔格相关的情报,能不能给我们?佐尔格是苏联“二战”时期最传奇的间谍,当时牺牲在日本,他也来过上海,在远东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后来被派到了日本,以德国采访人员的身份在日本长期潜伏,传回了大量有用的情报,甚至也是属于最早一批苏联情报人员,他最后被日本的特高警察逮捕,杀害了。当时日方非常意外,现在已经是六十年代末了,你突然问我1945年前发生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20年了,你们军情六处为什么关注这个事情?这个跟冷战时期的背景有关系吗?当时军情六处的官员突然讲了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有关系,为什么呢?他情报网的根还在,还是开枝散叶的,所以我们想追查这个事情。后来他忍不住好奇就问了一句,他说在哪里?后来军情六处的官员就回一句,在上海。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人情报系统运作方式的执着,以及像史迈利这样的角色在真实世界中也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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