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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闻鼓上访就是越级表达诉求。自古以来,每当人们遭遇不公或蒙受冤屈时,如果在基层维权受阻或者对处理结果不满意,上访就会成为不二选择。可以说,上访是中国人传统的权利救济方式。历代统治者为表明自身的公正性,通常会对上访者提供一些便利。比如,早在西周时期,就曾设立过“路鼓”——也就是在宫门外的路边设立一面鼓,由太仆掌管。如有百姓上访,可击鼓鸣冤。太仆听到鼓声后,便马上派人去接待上访者。魏晋以后,“路鼓”改称“登闻鼓”,并逐步完善了相关制度。如《隋书·刑法志》中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意思是,凡有冤屈者,若县衙不受理,可以依次往上反映。若地方各级衙门都不受理,可以进京上访。若通过中央省部衙门仍无法伸冤,可以敲登闻鼓告御状。主管官员应当将上访者的诉求记录在案,上奏皇帝。此外,《唐律疏议》中还规定:“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意思是,主管官员若压制登闻鼓案件,可以定罪。到了明初,上访更有保障。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早年饱受贪官污吏之害,因而当上皇帝后铁腕反腐。为加强对官吏的监管,朱元璋鼓励百姓越级上访。当时的百姓,据说只需带一本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刑典《大诰》,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京上访。对于阻扰百姓上访的官吏,朱元璋处罚起来毫不手软。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嘉定县百姓郭某等二人进京上访,淳化镇巡检何某故意刁难二人,派弓兵马某索要钱财。这事被朱元璋知道后,弓兵马某被处以死刑,将首级悬挂示众;巡检何某被砍掉双脚,枷号示众。可以说,朱元璋在位时期,是历史上进京上访最自由、最痛快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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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驾喊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上访最自由的年代,却发生了一起惨烈的“尸谏”上访事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五月初一,来自常德府龙阳县(今湖南汉寿)的上访者青文胜,竟然在登闻鼓旁上吊自杀了!青文胜,字质夫,夔州府大宁县(今重庆巫溪)人。洪武十九年(1386年),青文胜以贡生身份录用为龙阳县典史。典史虽由吏部铨选,但不入品阶,相当于县令手下的办事人员。青文胜不嫌职位低,只求为百姓多做实事多做好事。龙阳地处洞庭湖畔,由于连年遭遇水灾,当时拖欠的赋税达数十万两。地方官员不仅不体恤民间疾苦,反而采取殴打、关押等野蛮手段为横征暴敛,甚至接二连三发生将百姓拷打致死的恶性事件。青文胜目睹百姓的悲惨遭遇,痛心疾首,毅然上疏朝廷,请求减免百姓赋税。可是,青文胜三次上疏朝廷,都犹如石沉大海。为救民于水火之中,青文胜决定进京上访,为民请愿。进京后,青文胜奔走于中央各部衙门,反复陈情。可对于他提出的减免赋税请求,官员们纷纷表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无奈之下,青文胜决定敲登闻鼓告御状。但是,到了登闻鼓所在之处,才知道官文中有明确规定:“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自上而下,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使不为伸理,及由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其户婚、田土细事归有司,不许击鼓。”也就是说,只有伸冤等诉求,才可以击登闻鼓。要求减免赋税的诉求,属于“田土细事”,是不允许击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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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寿县龙阳镇青文胜墓执着为民请愿的青文胜绝望了。他不禁仰天长叹:“我有何脸面回去见乡亲父老!”既如此,不如以死相谏。决意走极端的青文胜,抡起鼓槌猛击登闻鼓。待值班的监察御史闻声出来,青文胜呈上事先准备好的上访信。不等监察御史发难,他便给自己套上绳索,吊死在登闻鼓下。青文胜的举动令在场的人措手不及。监察御史赶紧启奏皇帝。朱元璋闻讯,十分震惊。一生杀人无数的朱元璋,也被青文胜以死相谏的壮举感动了。于是下令减免龙阳县赋税2.4万余石,并且今后都按减免后的定额缴纳赋税。事后,龙阳人为纪念青文胜的恩德,特地修建了一座祠堂祭祀他。青文胜的遗孀及儿女,因家境贫穷,难以返回老家夔州,龙阳人便募捐百亩公田,供养青文胜的家眷。显然,龙阳人也有情有义,懂得知恩图报。不过,虽然结局令人欣慰,但反思朱元璋时代的自由上访政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痛快。对于不涉及统治者利益的上访,如伸冤之类的诉求,登闻鼓确实一条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但是,如果上访涉及到了统治者的利益,如减免赋税之类的诉求,实际上仍然无路可走。青文胜以“尸谏”方式为龙阳百姓争取减免赋税,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文/谢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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