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让敦煌文献“孤儿回家”“亲人团聚”( 二 ) 缀合|张涌泉|亲人|文献

先把内容相关的敦煌残卷汇聚在一起，再将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残卷进行比对，碴口是否相合、字体是否相同、装帧是否一致……在实践中，张涌泉团队系统总结了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大大提升了缀合效率，新的缀合成果不断涌现。
“目前的缀合结果显示，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对超过30000号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缀合后，张涌泉团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学界估算敦煌文献的总数为70000号，按此推算，可缀合的残卷数将达17500号以上。
“张涌泉教授团队缀合了一大批敦煌文书，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敦煌文书缀合。这是真正的学术推进。”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吴振武认为，张涌泉团队总结出的敦煌文书缀合方法和经验，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对未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缀合敦煌文书也会有很大帮助。
回到历史现场，探索藏经洞之谜
“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这个结论意味着，除去约6%基本完整的卷子外，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敦煌卷子无法缀合。张涌泉一边做着缀合，一边思考着为什么那么多残卷不能缀合，这或许可以成为解开“藏经洞之谜”的一把钥匙。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为什么封闭？是什么时候封闭的？为何在如此狭小的石室中，存放了如此丰富的文献？自1900年藏经洞被意外发现起，人们就在不停地追问这些问题。120年后，张涌泉给出了新的答案。
“藏经洞文献在流散过程中，的确有人为造成的撕裂，但比例应该不会太大。”随着缀合研究的深入，张涌泉认为，藏经洞中保存的写卷，很多原本就是残缺的，“公元十世纪，一位名叫道真的僧人从敦煌各寺院、道观、学校以及官府搜集了大量残卷，将它们存入藏经洞，为修复做准备。一些经书修复后，转移到寺庙去供养、诵读，剩余的复本和残卷断片，继续留在藏经洞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敦煌文献中留下了道真的一段话：“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在缀合过程中，张涌泉团队发现了不少古人对这些残卷“修补头尾”的线索。
国家图书馆藏“北敦5679号”，抄写的内容是《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颇为完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卷首的五行字与后面的文字字体不同，而且有拼接的痕迹。
“这卷《佛说佛名经》原本缺‘头’，有人从其他地方找来相同的内容，补在这个地方，使之成为完整的卷子，这就是道真说的‘修补头尾’。”张涌泉认为，道真之所以强调“修补头尾”，是因为那些经常翻阅的经书，卷头和卷尾更容易破损，是修复的重点。
巧合的是，张涌泉指导的硕士生刘溪，找到了这卷经书“原装”的“头”。那是国图藏“北敦11567号”，虽然仅存3行，不能与“北敦5679号”直接拼合，但与其字体相近，卷心高度相同，而且首行写着“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
“可能是因为这个卷子原本的‘头’破损过于严重，在修补的时候被裁去了，而改用一张写有相同内容的纸来代替。”张涌泉团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千年前修复典籍时的场景。
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实例，张涌泉有了对于“藏经洞之谜”新的解答。
“张涌泉关于藏经洞性质的新看法，有全面调查梳理敦煌文献的坚实基础，有全面调查的数据作为论据，比以往的各种说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如此评价。
虽然受到很多专家的肯定，但张涌泉还有一些遗憾：不少敦煌文献，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照片，而无法获得高清、彩色图版，这给缀合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缀合后图版的逼真度也有所欠缺。他相信，随着更多高清、彩色敦煌文献公布，他的团队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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